“政府动员模式”难以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模式的不足。
首先是制度传导的递减效应。《条例》在中央和省部级层次获得了较大的共识与推动力，但在许多基层却遭到“冷遇”。在具体的公民申请实践中，基层政府动辄以“信息不存在”、“影响社会稳定”、“涉及国家秘密”等理由，拒绝提供，或者干脆拖延，不予答复。
根据我们在基层培训与调研的经验，这种基层制度梗阻，既有基层政府不适应新型行政文化的原因，也有基层政府“任务复杂化”的原因(比如化解群体性事件、维持稳定)——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都被低估。这种制度传导的递减效应，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模式，不可能得到有效改观。
其次是主动公开的“不主动性”。政府动员模式主要提供的是《条例》实施的硬件基础，比如制度、机构、人员、平台等，高调的政治新理念却未能有效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实践动力。
就主动公开而言，各级政府表现出重视和热情，从年报来看可圈可点，但公民申请中大量涉及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却反证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质量”问题。由于主动公开属于政府自己下菜单，公民的需求并没有被有效整合，大量信息对公民的有用性比较低，而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信息却被有意“保护”起来。
主动公开不够“主动”，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条例》确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服务”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甚至不少政府明确地将内涵丰富的《条例》简单等同于之前的“政务公开”。主动公开的“不主动性”或“选择性”，显然也不能通过政府动员模式解决。
再次是司法的“消遁”。完整的政府动员模式，应该包括司法环节，但围绕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理标准的司法解释“千呼万唤不出来”，以至于信息公开权利的司法救济基本处于“不作为”状态。这也是我国政府动员模式的固有缺陷，即重政治、行政，轻司法。由于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与支持，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权利，显得非常薄弱和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