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风险治理的优先次序。食品免检制进入的是一个在当今社会具有高风险性、需要优先予以治理的领域——食品行业。风险的无所不在，并不意味着风险是平均化分布的。风险有高有低，这是常识。因此，对于不同的风险，应当按照一定的原则，排定治理的优先次序（priority）。其中，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政府治理原则有：（1）最糟糕的最先原则（worst things first），即被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应当排在最先予以考虑和治理的位置；（2）行政资源最佳利用原则（best use of agency resources），即根据行政资源投入所可能获得的成效（风险减少）来安排优先次序；（3）社会资源最佳利用原则（best use of social resources），即不仅考虑行政资源，还要考虑全部社会资源，根据全部社会资源投入所可能获得的成效（风险减少）来安排优先次序。[36]当然，食品免检本身并不是直接应对食品风险与安全问题的，但是，它毫无疑问是食品监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食品监管体系又是食品风险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控制食品风险的效果如何，也必然与之有关联。而在整个产品免检制之中引入食品免检，确是忽略了食品行业在当代的高风险性。

　　由于食品产量和质量需求的激增，加上消费主义对“品尝各种美味”（相对于以往的“克服饥饿、解决温饱”）的助长，工业化不断地推进食品工艺和技术，各种形式的化学制剂被添加在食品之中。更何况，从农田到餐桌的、复杂的食物生产链和供应链中，即便不是由于人为添加，食物也有可能因为土地、水、空气、包装物等的污染，而污染上细菌、病毒、寄生虫、毒素等。世界卫生组织称，食源性疾病发病率呈上升态势，即便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每年患食源性疾病的人群比例已经超过30％。在美国，估计每年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有7，600万起，住院治疗的有325，000人，导致死亡的有5，000人左右。[37]

　　免检制即便只是减少抽查频次、延长抽查周期，而非完全放弃监管，也难以在如此高风险的领域内“合法”地站稳脚跟。食品风险本应放在治理的优先位列，[38]食品行业本应加强抽查和监管，却与其它行业一样适用免检制。对于低风险的产品（如电冰箱、洗衣机、剃须刀等），根据产品质量在一定时期内的优劣，决定是否放松检查，或许还可以说是在政府资源有限情况下一种可选择的、有效的风险治理优先次序的安排。然而，不区分产品风险高低，平均主义地适用该项措施，势必会造成高风险领域或产品在更大程度上失去有效的风险控制。

　　其次，风险的主观性和社会建构性。食品免检制忽略了风险的主观性以及影响风险感知的主观因素，以至于食品质量危机出现时，会成为众矢之的。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在统计学意义上，风险是某个事件造成破坏或伤害的可能性或概率；而在人类学、文化学意义上，风险则是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它的作用就是辨别群体所处环境的危险性，由于知识本身是不断变化的，风险也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39]因此，风险治理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客观危险的可能性，还包括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忽视了这一点，在一个民主社会或以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中，风险治理的决策和行动就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批评。

　　例如，认知心理学上有一个被称之为“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的原理，它所描述的现象是：最易被想到的事情通常会被认为是最普遍的、最经常发生的事情。提出该原理的著名心理学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做了一个实验，向实验者出示写有男性名人和女性名人的名单，并询问他们名单列的是男性名字多还是女性名字多。在一些名单中，所列男性姓名是非常著名的，人们会认为这份名单上男性名字比女性名字多；相反，在一些名单中，所列女性姓名是更著名的，人们会认为该名单上女性姓名更多一些。可得性启发原理同样会在风险的社会建构中存在。熟悉的风险较之不熟悉的风险，显眼的风险较之不显眼的风险，最近发生的事件较之以往发生的事件，都会被认为更易发生。[40]

　　若以行业而非单个风险而论，食品行业无疑是最具可得性启发的。“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已经道破了食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食品是每天都要接触的熟悉物，其关系到生命健康，一旦发生危机乃至灾难性事件，就会让较大范围内的人群极度害怕、担忧，风险无形之中就被放大了。食品免检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风险更容易被感知、被警惕的领域，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免检制的反对者中，大多数都是冲着食品免检而去的。[41]国务院所作的废止免检制决定，也是明确直指食品行业领域。正是屡屡爆出免检食品的质量问题，才使得人们纷纷声讨食品免检制，并进一步把讨伐的声浪延伸至整个免检制。[42]这就是为什么非食品类免检产品较早时候出现问题，并未遭遇如此广泛关注和鞭挞的原因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