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退休金与就业收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和在退休金或养老金的标准与工作收入水平之间建立关联一样，并非我国特色，而算得上是各国通行的惯例。[30]但我国目前的立法仿佛并没有理清这种关联中究竟是“谁替代谁”。按通常的理解，退休金制度作为一种老年生活保障的国家福利，是为了避免公民因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进而陷入生活困难的状况；所以，在公民有足够就业收入时是不需要退休金保障的，只有在就业收入减少或丧失时，才需要退休金来“替代”其原有就业收入以保证其生活水平。这样，我国即将生效《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开始领取退休金是“终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的上述条文，虽然比“劳动者到达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即终止”的流行观念有明显的进步，但仍有“颠倒”了退休金与就业收入之间替代关系的嫌疑：在当前流行见解的影响下，此条文有可能被理解为，只有不能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才能继续其劳动合同，这样工作收入反而成为“退休金”的“替代”了。反过来，如果将退休金理解为工作收入的替代，同样坚持只有放弃领取退休金劳动合同才能继续，上述条文就可以解释为：具有领取退休金资格的劳动者，既可以选择领取退休金而终止劳动合同，也可以选择不领取退休金而继续劳动合同。

　　这样的理解和解释是符合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未来发展发向的。归根结底，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应该是：用人单位有自主用人权、劳动者有自由流动的权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真正立基于双向的自主选择；只要劳动者愿意工作，并且也有用人单位肯雇用他/她，他/她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对他人、对社会和国家又有何妨害？反过来，即使劳动者年轻体壮能力强，但无用人单位愿意雇用他/她，他/她也只好“失业”。[31]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应在欠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和终止横加干涉。

　　我国从1984年开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正是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从“国家安置”转向“养老保险”，从“企业负担”转向“社会统筹”直至建立起“个人帐户”：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国家强制性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体系；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在全国推行个人缴费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很难想象，在包括这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后，尤其养老金能充分发挥就业收入的替代功能后，周香华案还会是有代表性的案例。

　　但是，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开始工作的“新人”尚未到达退休年龄；目前到达退休年龄的，如周香华，大多是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前即已开始工作的劳动者。周香华的同龄人，早年工作时的工资普遍都比较低，近些年生活费用上涨迅速之后，他/她们个人基本上没有可能成功地预留出养老储备；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通的劳动者在开始工作时，曾对政府有着合理而正当的信赖：即政府会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信赖，他们才能在工资水平较低时同样安心地工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全不考虑他们这种正当信赖和为此信赖曾经作出的贡献或牺牲，显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那么，是否应当适用“老办法”呢？周香华案中被告所提供的依据，也的确是1978年颁行的《暂行办法》。而从1978年开始至周香华案发生时，已经“暂行”了27年。而这27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统计数据表明，[32]1978年城镇离退休人员的人均离退休金为551元，同期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664元，退休金占到了工资总额的85.56％；2003年城镇离退休人员的人均离退休金为9485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单位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4040元，退休金仅占到工资总额的67.56％。也就是说，《暂行办法》颁行之初，一般劳动者退休前后，经济收入并无很大的落差；而近些年，劳动者退休前后经济收入的落差已经增加了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暂行办法》颁行之初，人们似乎并不怀疑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是对女性的照顾，只在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女性对此“照顾”才开始不断地发出“不领情”的质疑声。

　　虽然很难一般地明确什么退休待遇水平才是合理的，——这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及再分配政策——，但不考虑社会背景的变迁的退休等遇肯定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可以——像美国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提高退休待遇的方式拉近退休前后经济收入差距，使其接近于20年前的水平，相信周香华案也就不会再有代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