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印度最高法院是印度宪法的守护人，宪法不仅规定了其作为宪法的守护人的义务，也规定了其作为宪法守护人的权力。这集中体现在宪法的第124条当中。
最后，印度宪法，特别是印度宪法第32条，赋予印度最高法院以非常广泛的管辖权。使得最高法院具有比其他机关在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维护宪法上更为优越的地位。
基于以上的内容，人们认为，在宪法的文本中，包含着授权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
（三）审查的政治经济基础
印度最高法院对于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确立，也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分权结构背景的。一方面，印度独立以后社会矛盾激烈，而社会改革成效甚微。各种相关的法律引发了大量的不满和抵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希望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保护这些法律，使其免受司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对宪法修正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人民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这是导致最高法院展开对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除此之外，宪法的分权与制衡结构的失衡也是迫使最高法院扩张其司法审查权的原因之一。由于宪法权力结构和印度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总理不仅能够控制内阁，还可以通过影响其所属的政党来操控议会，进而，甚至可能通过对于最高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的任命和调职来干涉法院。权力需要制约，权力越大，其制约亦应有相应比例的增长，否则会导致分权的失衡，造成独裁的后果。就此而言，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扩张实际上也是宪法上分权制衡原则的客观要求。
四、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基本特征基准（Doctrine of basic features）是印度最高法院用于判断议会和议会与邦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第368条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限制修宪权的行使的重要标准。但印度最高法院所使用的语词相当混乱，除“基本特征” [8]外，最高法院还使用过“宪法的基本因素”[9]、“架构”[10]、“宪法的特性与性质”[11]等多种表达，相应的，最高法院对于这一基准的内涵的界定也有欠精确。
但是，自Kesavanand Bharati案判决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一直试图给出界定基本特征的标准。在Kesavananda Bharati案判决中已经初步提出了“特征”基准（Identity test or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identity）和“宽度”基准（Width test）两个判断标准。这两个标准被逐步发展为宪法基本特征认定的两个孪生基准。此后，在Indira Gandhi案中，Chandrachud大法官又发展出了“运行”基准（Working test），从而形成了相对立体的判断标准。
“特征”基准的判断需遵循以下的两个步骤：首先须证明某一原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拘束立法机关；然后，还需要证明该原则非常之根本，以至于修宪权都要受其约束。[12]而宽度基准是指在使用基本特征基准判断系争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时，应当确定该宪法修正案是否能被修宪权的宽度或者范围所涵盖。运行基准则首先肯定修宪机关享有广泛的修宪权，甚至可以对宪法的某些基本特征作出限制或者修改，但其对于基本特征的修改不致破坏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器（制度）的运作，否则，就构成对宪法基本特征的侵害或者破坏，从而构成违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