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
Express of the Discourse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s of China by dint of statistic date-base
褚宸舸
【摘要】据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在1940至1947年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宪政与民主的话语具有时效性、背离性和场域性三大基本变化规律。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毛泽东洞见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论断。在近代中国，宪政与民主要完成制度设置与价值关怀的双重社会功能。在人民主权确立以后，重要的是政体的建设。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难题是在价值上重塑新文化，在实践中强化政治家责任。
【关键词】宪政；民主；话语；政治正当性；中国
宪法思想史；毛泽东
【全文】
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及新时期法制建设三十周年。在这个大小传统交汇的历史关口，“宪政”这个概念本身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①]令人遗憾的是，争论双方均未关注到中国近代语境下宪政话语的丰富内涵，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忽视不无关系。[②]本文取样1940至1947年间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体制内外的政治抗争与改革）中的史料，对宪政与民主话语做初步的研究，以期达到窥斑见豹、查漏补缺之目的。本文以统计方法配合文献分析，利用统计结论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相关文献和史实的分析，探讨话语背后的法理与事实基础，进而对毛泽东“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典范性定义做出一种语境化的合理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宪政建设进行反思。
一、研究数据库的构建与理论预设
本文进行统计分析的对象是自建的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笔者借助以下两个数据库的资料组成。一是《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2006年版）[1]，利用此数据库对1940至1947年的期刊篇目中含有“宪政”、“民主”、“
宪法”、“国民大会（国大）”四个关键词的刊物进行检索，并删除篇目中是法律法规名称、短讯、人名、地名、机构名等无用、重复信息，保留1925条篇目。二是《民国时期宪政论文篇名索引》[2]，从该索引中获得上述四个关键词的有效信息共计61条篇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宪政话语与民主话语（后文提及的“宪政”、“民主”等词均加引号以特指是相关话语）。 [③]但为了辅助分析，笔者还对“
宪法”、“国民大会（国大）”进行了检索统计。选取四个关键词的理论预设有两个方面：
首先，四个话语均呈正相关性。当代中国有关“宪政”概念的研究与争论，从事实及学理上都无法绕过毛泽东“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典范性定义。[④]因此，预设“民主”为“宪政”的辅助话语。基于宪政的前提是要有
宪法之存在的学理，选择“
宪法”。基于国民大会（国大）的制宪和民意代表的功能，且国民大会本身又是民主的制度体现，因此选择“国民大会（国大）”。
其次，影响篇目关键词数量变动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新闻学界通说承认媒体的双重属性：政治（阶级）属性和商业属性并存。在1940年代除了《申报》等一些著名的都市报和小报外，许多有政党背景的报刊商业元素较低，主要扮演政治宣传工具，而非现代的文化消费品的角色。媒介的生产主要是因为政党的政治需要，次要才是获取商业利益。因此，对媒体内容的支配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另外，媒体和作者的关系上，媒体扮演的是“把关人（守门人）”的角色，传播者（媒体及其编辑）都不可避免地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与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因此，篇目关键词数量变动未必都反映社会需求（社会关注度），但一定反映了刊物或作者政治倾向或政治背景。
为了便于统计，笔者假设在短时期内特别是同一年度内，媒体的总数量和作者数量变化波动不大，此二者可以被看作为恒量。通过对媒体数量和作者数量两个因素的排除，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写作）本身，以及这种写作的结果（相关文章数量的增减），就成为社会政治、舆论、观念变化的一面镜子。
根据上述数据库的统计，可以看到1940至1947年四个关键词基本概况（图1），并以此得出“宪政”与“民主”的三大基本规律。
二、“宪政”与“民主”的三大基本规律
（一）“宪政”与“民主”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指“宪政”、“民主”随着不同时间起伏波动。不仅二者在同一时间段出现的频率有差异，而且即使同一关键词，在不同年份出现的变化也较大。其实，波动本来是正常的，但过于剧烈的波动则令人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以“宪政”为例，在1940、1944两个年份的数量明显高于其它年份，分别达到113篇和96篇，而临近年份1941、1945年则分别掉至14篇、19篇（图2）。
再看“民主”的出现频率，则是在1945、1946年分别达到高点，其它的年份（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前）一直低迷不振（图3）。
为了考察这种时效性是否具有普遍性，笔者又考察了“
宪法”、“国民大会（国大）”，发现也是如此（图4和图5）。
“
宪法”和“国民大会（国大）”都在1946年达到高点，而前者在达到最高点之前，在1940、1944两年分别有两个小的高潮，这与“宪政”的频率变化趋势是相同的，也部分印证了前文关于“宪政”、“
宪法”、“国民大会（国大）”具有正相关性的预设。
（二）“宪政”与“民主”的背离性
为了更好的对比观察，笔者将图2、图3合并在一个图表中，形成图6，通过该图发现，“宪政”与“民主”明显有某种背离性，即在发展趋向上相反。例如，在1944年以后，“民主”一路上扬，而“宪政”却逐年呈下降的趋势，至1946年两者达到背离的顶峰。
因时而动反映了“宪政”与“民主”作为话语的共性，但在固定的共同历史场景中（如同一个年份），二者为何背离？由此提出本文的问题：“宪政”与“民主”的背离是因为宪政与民主内在理论上的紧张，还是外在因素的影响？如何解释毛泽东“宪政是民主政治”这种典范性定义（亦是我国宪法学通说）与这种背离性的关系。
进一步研究则会发现，“宪政”与“民主”是不同的人在不同刊物上进行论说的。
（三）“宪政”与“民主”的场域性
“宪政”与“民主”既是一定时间内的产物，也是一定场景下的作品。笔者利用上述数据库分析统计了作者的信息后，发现“宪政”与“民主”的话语表达者（核心作者群）是有所区别的。例如，表1反映了“宪政”“民主”作者群体的差异，两个作者群中，只有一个人（叶青）重复。
表1 “宪政”与“民主”的表达者
排序 |
“宪政”的核心作者群 |
“民主”的核心作者群 |
作者 |
发文数量 |
作者 |
发文数量 |
1 |
杨幼炯 |
6 |
邓初民 |
11 |
2 |
章渊若（章力生） |
6 |
严景耀 |
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