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不惟在定性上完全明晰起来，还增加了更多的示例，有助于人们在实务操作中的掌握、运用。这当可看作是积极回应了现实生活热切需求的有益成果，也是人们理论认识提升的重要表现，流露出了其浓厚的时代特色。

　　“如果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部分，则不能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44]从前述商业方法专利作为技术方案的性质来看，两个版本的《审查指南》并没有阻隔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道路，其所规定的判断原则及所举的例子让人觉得倒不啻为一种肯定。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花旗银行在我国申请专利的“电子货币系统”于2002年12月18日获得专利号92113147.X似乎就是一个极好的诠释。而有人曾主张的所谓“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允许以计算机程序为特征的计算机可读介质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客体”[45]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保险公司的各项服务涉及到许多经营、商业服务的思想，当其与现有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当这种结合的成果可以轻易受到为他人所用的时候，便顺势引发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来。从现代化的保险公司的运行过程来看，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始终扮演着基础性地位，并与传统保险活动、经验紧密结合后转换、跃升为计算机软件的形态，构成一种能够以技术手段实施的技术方案，如保险产品设计的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理赔处理机制等。因此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在国内是有法律保障的。无可置疑，商业方法专利的兴起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越地位及其全球战略竞争政策分不开。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走到与之匹敌的地步。故此，发展中国家在相关的法律层面要有所裁量，尽力做到跟进发达国家引领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做出妥实的变换安排，顾及本国企业的现实境况及预期前景。就我国在商业方法专利一面的法律规定来说，由于商业方法涵盖范围广泛，能有效地加强业者的竞争能力，笔者的初步想法就是，考虑到商业方法专利对相关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处于领先阶段，应设立商业方法专利的专家鉴定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其过于专业，或者申请者刻意复杂化导致的审查疏漏，把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过滤掉；此外，尚有必要缩短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间，以为我国相关部门的企业创造赶超外资企业的动机和时机。我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规模、效益上，还是在市场发育程度、经营决策理念上都无法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肩，很难指望它们顷刻间成为实力强劲的“后起之秀”，因此上述设计当可为国内保险企业争取更多发展良机，打开适时谋求崛起的制度性管道。

　　（二）保险企业要在专利战略的策划与部署上加快节奏，培育知识产权的竞争思维。


　　近年来，保险学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要以“全面性”、“科学性”、“发展性”为原则，力图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险种创新”、“营销渠道创新”等方面贯彻实现保险创新。[46]这种创新实践必然要求保险企业越来越广泛地将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商务引入业务流程，在不懈探索和学习中，结合行业特点和本企业实际，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保险商业方法。然而，假使企业没有为这种创新成果争取到法律保护，那么在创新上的一切努力皆属枉然。

　　专利战略是由细致而微的制度联结起来构成的体系，本身就严格拒斥空洞无益的泛泛而论。有学者在阐述企业专利战略时就清楚地提醒说：“专利战略不应当是抽象的概括，而应当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制度保障专利战略的实施，这才有取胜的希望。”[47]转回到保险公司来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除了在保险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多加思量（如重点关注基础专利和关键专利，留意专利申请书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申请要走国际化的路线等等）外，尚应在专利战略的技术衡量措施方面注重企业专利指标系统的定制与修订，以便于持续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密切检测和监控本公司的技术能力、创新水平，适时调整投资组合及研发方向，协调部门间合作、配合关系。如台湾地区元勤科技提出一系列量化的专利指标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就是有意义的尝试，这里面的指标分别是“专利数目”（Number of Patents，NOP）、“专利成长率”（Patent Growth Rate per Quarter，PGR）、“专利效率”（Propensity to Patent，PTP）、“引证指标”（Citation Index，CI）、“技术生命周期”（Technology Cycle Time，TCT）、“科学关联性”（Science Linkage，SL）。[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