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证明标准体系的功能发挥有待相关程序规则与证据规则的配套
很多人分析死刑错案责任时常归咎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单纯改革证明标准必定无法起到预想的作用，完全寄希望于证明标准体系的改革是过于理想化的，如前所述，改革和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只是限制和控制死刑的路径之一，笔者认为，具体可行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的配套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
余茂玉，最高人民法院法研所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注释】参见陈永辉：“以社会主义刑事司法理念指导审判工作”，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1月9日。
参见李玉花：“限制死刑适用，专家建议——对死刑案件采用最高限度证明标准”，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17日。
参见于一夫：“佘祥林冤案检讨”，载《南方周末》，2005-04-14。
参见郭国松：“一个‘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
详细案情参见方三：“无辜青年屈打成招被判死刑 云南特大冤案 究竟如何收场”，载《南方周末》1998年5月16日。
详细案情参见强强：“逼供定罪：老教授冤入死牢1800天”，载《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22期。
详细案情郭国松、曾民：“世上还有包青天吗——杜培武的‘死囚遗书’催人泪下”，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
详细案情参见“四次死刑，十年冤案待昭雪——关于承德陈国清等冤案的呼吁”，
http://hi.baidu.com/tim8498/blog/item/1305b40f715492edaa64573d.html>.
即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决议附件所载《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文件编号：E/RES/1984/50）
黄芳：“论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法的协调”，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第67-76页。
《死刑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文件编号：E/2000/3），2000年7月5日至8月1日务实会议，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网站。
《死刑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文件编号：E/2005/3），2000年7月5日至7月29日实质性会议，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网站。
杨宇冠：“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若干问题——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角度”，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第68-77。
相关报道参见郑砾：“美国死囚误判多——23年中近七成判决被推翻重审”，载《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0年6月14日第二版。
陈永生：“死刑与误判”，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第95-110页。
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详细案情参见马力、刘洋：“小伙因奸杀被毙10年真凶落网 最高法下令复查”，载《新京报》2007年03月15日。
三维证明标准理论的阐述参见刘金友、李玉华：“论诉讼证明标准”，载《诉讼证据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8页。
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第150-160页。
参见谢鹏程：“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三版。
参见卞建林：“美国刑事诉讼简介”，载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参见李玉花：“限制死刑适用，专家建议———对死刑案件采用最高限度证明标准”，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17日。
陈卫东、李训虎：“分而治之：一种完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第52-55页。
陈卫东、李训虎：“分而治之：一种完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第5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