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石茂生（1961—），男，河南林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雪阳（1984—），男，山西稷山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8级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本文受到了2008年“郑州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B60）的支持，清华大学高鸿钧教授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一并表示感谢。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发表时，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注释】 对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后果，凯杜里的评论或许值得人们注意，他在1992年预言到“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帝国及其卫星国的崩溃和失败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形式的政治的消失—远远不是。正像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它已经以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逆反方式，复活了民族主义……”（凯杜里，2002：9）
甚至在台湾，“台湾民族主义”也成为某些“台独分子”鼓噪的核心。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进党的上台和台湾岛内一些右翼知识分子的鼓噪，台湾人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认同一步步被消弱，为了能够实现梦寐以求的独立，他们试图拟制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台湾民族主义”，并刻意煽动岛内族群之间、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矛盾，从而试图为台湾的独立找到学理上的根据。（朱双一，2007；江宜桦，1998：137-188）
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甚至可以追溯到16和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当然，这取决于人们如果来定义何为民族国家。
伯林在《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一文中谈到民族主义的观念史时曾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一些人们最熟悉的价值，其出现的时间要比人们最初认为的时间晚得多，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因为，即便是18、19世纪那些坚信人类的发展有规律可循的预言家和历史哲学家，从圣西门到黑格尔、孔德，再到马克思，要么是根本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以后的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威力，要么是认为它不太确定，以致于不值得考虑。（伯林，2002，397-423）
戴维·赫尔德在他那本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影响巨大的书中也曾提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即是人们为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内获得成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精英和政府为创造新的认同感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这种认同感能够使现代国家自身合法化。”（戴维·赫尔德，2003：128）
需要说明的是，赫尔德主要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而且其主要是基于对启蒙运动的“抵抗”而提出这一理论的。在他看来，“不同的文化，就像人类大花园里众多和睦相处的鲜花，能够也应当共存共荣”，所以其反对“当时在巴黎走红的绝对进步的标准”，认为“任何文化都不仅仅是走向另一种文化的工具；每一项人类成就，每一个人类社会，只能根据它自己的内在标准加以判断。”为此，对空洞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因为赫尔德后来越来越认为“德国人只有在德国人中间，犹太人只有回归他们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才真正具有创造性。”诚如伯林所评价的那样，尽管赫尔德并非民族主义者，然而其却“最终成了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各地的直接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伟大倡导者。”对德国浪漫主义和赫尔德思想的评论可以参见伯林（2002：12-15）
根据史密斯教授1990年代的统计，在当时的190多个国家中，仅仅只有10%左右的属于单一民族国家。（A·D·史密斯，1992： 490）
在这里我们借用了民族学中的“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概念分类。主体民族，通常是指人数占该国人口绝对多数（超过50%）的民族，一般来说，由于天然的人口和文化优势，主体民族往往在国家内拥有天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优势，所以通常被视做国家的主体或代表，而非主体民族则是主体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
戴维·赫尔德在谈到世界治理可能性的时候，曾重点强调由电视、光缆、卫星技术和喷气式飞机等所组成的现代新型通讯系统，或者还可以成为“瞬间世界电子网”，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和延伸对于传统政治和文化认同提出的挑战：其一方面创造了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意识，但另一方面也引起来了人们对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多样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可能会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但也可能导致人们对什么是差异津津乐道，从而导致文化生活的进一步分崩离析，甚至使某些已经消失的差异性死灰复燃，或者使并不明显的差异被不断放大和强化，而这一切都影响着各个层次的政治认同。（戴维·赫尔德，2003，127-134）
现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同样带给施特恩贝格尔很多启发，至少他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借用了”公民性”这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自由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泰米尔（Yael Tamir）在其博士论文《自由民族主义》一文中首先提出并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论述的。不过其导师是伯林，并且该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受到了伯林的盛赞，因此后来许多自由民族主义者都将伯林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David Miller, “Crooked Timber or Bent Twing ? Isaiah Berlin’s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53, pp100-123. 不过，伯林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甚至是含混暧昧的，他曾说“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伯林，2004：291）：后来的学者就“强调普适性价值的自由主义能否与强调特殊性的民族主义能否真正融合”也多有争论，相关文献可以参见秦晖（1999），刘擎（2006）。
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同时强调“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分离开来。而且，要求平等共存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即受到保护的信仰和实践不能与（不同政治文化所理解的）有效的
宪法原则产生冲突”。
不过，由于“政治文化”为何物哈贝马斯并未进行界定，因此受到颇多指责。为了弥补这一漏洞，扬-维尔纳·米勒在2007年以后更多的使用了“宪政文化”一词来代替“政治文化”，并使得
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在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角力中向特殊主义又退让了一步。（Jan-Werner Müller，2008(b)）.
在1954年的“路特案”中，德国宪法法院主要解决的是“言论自由在遭到来自私人的侵犯时是否能够得到
宪法的保护问题”。
宪法法院认为
宪法权利条款可以对民法发生“辐射作用”的方式来发挥间接效力，其在判决中提出了“客观价值秩序”这个后来成为德国宪法核心原则的概念。在此之后，当法院指出基本权利确定了一个客观价值秩序时，就意味着承认这些价值由于极端重要因而必须脱离具体法律关系而独立存在。关于该案以及德国“第三人效力”的介绍和评析参见Pete E. Quint（2003）。
比如，直到1890年，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依然不是十分强烈。如果你去问当时的一个乌克兰农民他属于哪一民族，他会说他是东正教徒；如果再追问他属于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他会说他是一个农夫；如果问他讲的是哪一民族的语言，他会说他讲的是“当地的腔调”（the local tongue）;而如果想知道他希望属于哪个国家——是俄罗斯还是分离的乌克兰——他会说最好的选择是“基督世界的农民”（Christian peasant-folk）。（Ronald Grigor Suny, 1993：50-51）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它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任其于安宁中衰亡。”。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对于朱利亚·弗勒贝尔（Julius Froebel）关于“共同的语言与文学、共同的艺术和道德构成社会团结的资源”的远见卓识大加赞赏，其同意朱利亚·弗勒贝尔所说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前政治的或者想象的共性对于共和国的存在会有多么重要”的评论。（哈贝马斯，2002b :21）而且事实上民族、传统、文化确实是无法完全剔除于爱国情感之中的。比如，一直到1989年之前，整个西德都看不到一丁点追求统一的热情，但几乎是一夕间，当电视上出现东德成千上万民众聚集街头，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的局面时，西德已经被统一浪潮吞噬。（苏永钦，2002：163）
学术界和思想界同样对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其中的很多观点对后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在香港召开“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1995年“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研讨会在深圳召开。1999年，李世涛先生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几乎囊括了中国思想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全部声音，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