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并不总是合理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允许公民对权威说“不”（当然是在维护公民权利的意义上）。如果，一个法律不允许人说“不”，而只强调服从服从再服从，那这个法律只能是“恶法”——毕竟，法，也是人制定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写出了他的政治学名篇《论公民的不服从》，来论证公民的抵抗权。

　　在任何国家，国旗都是最重要的民族象征。而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燃烧美国国旗不能被宣布为非法：因为它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公民表达抵抗权的形式。抵抗权，也不只是简单概念上的反抗、暴力。它有多种抵抗的形式，从服从，到不服从，一直到暴力革命。

　　服从也是表达抵抗的形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服从雅典当局的审判来反抗不人道的法律，也表达他对雅典城邦的爱之深责之切。迁徙、不执行、抵抗，都是抵抗权的表达方式。暴力革命是公民对国家抵抗的最高形式。当一个国家堕落为黑社会的扩大版时，它对社会成员的掠夺与压迫总有被暴力革命的那一天。

　　三、法治精神

　　哈里对税务局的“战争”，是在美国宪法“合宪”基础上的“战争”。哈里的目的，一是为了表达对税务局不公制度的不满，二是为维护自己的房子，三是深层结构上在宪法的框架下改变维护作为公民权利的“抵抗权”。

　　法治精神，绝不仅仅是跪在街头拦轿喊冤（尽管这种行为在简单意义上，具有一丝眼球效应和可怜情节），而是拿起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行使自己的反抗权。可是，在社会结构固化的背景下，公民往往很难行使反抗权——因为，这是对抗政府的权威。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其实连拦轿喊冤的机会都欠奉，因为领导出巡是有警车开道交通戒严清场清路。没有办法之下，或者继续忍受，或者写信上访、进京上访。结果或者是被关押，或者是没有回音，或者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受到领导人的重视，而以“专案小组”的形式（实则是人治精神），解决问题。而，这个结局不过也是为领导人抹上“亲民”“关心农民工、矿工”等政治奖状。悲剧的代入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法律精神被虚耗殆尽。这个时候，就可以期望政治转型与社会变迁，给法治带来的有益转折。

　　同为小人物的我们，遭遇不公时潜意识里应该都少不了暴力反抗的想法。当然，个人有理智，社会却有法规在管着。我们不能像哈里那样“英雄无敌”，毕竟美国精神的银幕形象无法在现实背景下，获得观众的模仿。美国法律的精神，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抵抗权”的现实意义上，哈里的“战争”是政治博弈与社会制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应该期待着，并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