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如何是好
强世功
【全文】
在目前的话语空间中，“民主”是一个很难真正讨论的话题。一方面民主概念本身是一个多面体，有时指政治制度，有时指社会结构，有时被理解为社会价值，有时还被理解为生活伦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难以形成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民主概念正从分析性的学术概念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情感或信念的表达，要么是“好东西”，要么是“坏东西”，可在“好”、“坏”问题上，要么陷入“诸神之争”的局面，要么大家彼此选择了沉默。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可怕的并非第一种情况下的概念混乱，而是意识形态争论掩盖了真正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可怕的不是大众认为民主是“好东西”或“坏东西”，而是精英阶层也被这种“好”与“坏”的情绪或激情所左右，以至于妨碍了对民主概念本身乃至民主在中国的道路、展现形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放弃了探讨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能建构怎样的良好政制贡献给全人类，而非亦步亦趋地模仿已有的政制模式。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民主道路近百年，付出了战争、流血和动乱的代价，可中国学人对民主的学理思考和理性总结与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却不相匹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学人在民主革命背景下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被革命或反革命的激情所左右，难以进行理性思考；而当代学人在全球化下的大众传媒时代日趋“公共知识分子化”，同样被激情或利益所左右，不少人忙于表达政治立场或宣泄个人情感好恶，而缺乏对自己所坚持或偏好的东西进行严肃认真的理性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四讲》可看做是中国学人以迟到的学术贡献来回馈中国民主的坎坷历史和为民主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大众。这本书采取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试图以被当做楷模的成熟的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为例来讨论”“现实世界里的民主体制是什么？它们如何形成？如何运作？实效如何？”这些“实证性的问题”（《民主四讲》，3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这种社会科学的方法有效地消除了人们附着在当代西方民主概念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教条或情感要素，起到了“启蒙”或“祛魅”的效果。韦伯之所以推崇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在于看到在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上，如果我们还能彼此达成共识，就要借助“价值”与“事实”相分离的社会科学方法。但对“民主”概念进行社会科学方法的“消毒”，也可能会使人们不知道如何探讨好的政制，以至于在民主问题上形成“怎么都可以”的后现代态度。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如何处理有关民主的规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