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即我们怎样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不像我们中国现在这样区分得很明显，例如理科博士一般都称之为哲学博士（PHD）。实际上，古代中国哲学和科学也是不分家的，易经和道家的阴阳二元论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哲学和科学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的认识论基础，即感性和理性、抽象和具体这种二元结构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分别派生出感性而具体的象形文字和理性而抽象的拼音文字。进一步，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象形文字构成了东方文明或文化的基础，理性而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拼音文字构成了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基础。尽管人类都具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但是，二者仍然有一个先后、轻重、主次、习惯与不习惯的问题。例如，我们中国人相对长于感性认识和具体思维，西方人相对长于理性认识和抽象思维。这种差别经过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已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所反映，使用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分别使用大脑的不同部位。按照科学家的研究，“人脑语言功能区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鲁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区。拼音文字是线形文字，像英、德、法等文字都属此类。使用拼音文字的人若出现语言阅读障碍，一般都是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出了问题；而使用中文这种表意象形文字的人，如果存在语言阅读障碍，那他一定是位于大脑前部的布鲁卡语言功能区出了问题，与后脑无关”。[iii]当然，人类个体可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就人类整体而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遵循前述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繁难，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的。这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也是人类科技与文明进步的过程。因此，李约瑟难题关于古代中国科技为何领先的疑问就是不证而自明的了。其实，由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不仅是在古代领先，而且也构成了现代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基础和主干。

　　解答李约瑟难题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是人类能从其所习惯因而固有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语言文字的缺陷当中自拔吗？答案是不能。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则不会改变。这就如同牛顿的运动定理一样，物体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则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类要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语言文字是极其困难的。人类要改变其固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只有在外力，包括外敌的侵略、外来的文明、外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的作用和影响之下才有可能。因此，把欧洲人从黑暗的中世纪里面拯救出来的只可能是中国人，如同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郑和舰队的猎猎旌旗给欧洲人送去的不但有用来指示朝贡路线的航海地图，而且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自吹自擂，全世界都信以为真，认为文艺复兴是重新发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曾经遗失的科技和文明。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偏见和谎言罢了。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伟大而杰出的研究表明，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来自中国的免费的礼物罢了。[iv]逻辑上，欧洲人是不可能从他们自身的黑暗的中世纪里自拔的，必定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必定有外力的强大作用才有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