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都觉得司法权应当加强，我也原则上赞同。但光从原则考虑还不够，还必须考虑有哪些因素制约？
第一个是政府能力上的制约。这表现在财务上、人员上、时间上的制约。国家设置司法机构时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财力的。十年前一个检察院工作人员一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现在东部很多省份检察院、法院人数、待遇、办公条件提高了，都与此有关。还有就是人力，要招进好的人，有能耐的人。如果人不少，却都很贪，就会欺压百姓，甚至监督也监督不过来，监督者也会出问题。因此，法院、检察院不可能，也不应太扩张，就那么多钱，就那么多人可供选择，就那么多大致可以信任的人，你怎么办？
国家还要考虑民众的正义观问题。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程序正义，我不反对；但我始终认为就解决纠纷而言，实质正义仍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借了卞建林的钱，他因为相信我而没有让我写借条，也没人作见证，我不还钱，他到法院去告我。经过司法程序之后，卞建林不仅败诉，而且我还可以反诉他侵犯我的名誉权，他还要对赔偿我。这样的结果符合诉讼法上的程序正义的，但在目前，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但法官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借了谁的钱这样的证据信息，要让他做出一个实质正义的判决不可能，因此他必须依据程序来保护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程序正义更多是保护了裁判者，而不是保护了当事人。两者都重要，都要保护，但这就有一个难题，如何协调和平衡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应当保证法官能够最大可能的获取有效的证据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违反一般的举证规则？为什么刑法上为什么把虐待子女、老人的犯罪作为当事人自诉案件？因为检察院获取证据信息太难了。古代讲“清官难断家务事”，至少部分是因为信息来源问题。其实，目前有许多制度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对于某些案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就是为了协调两种正义，满足社会的需要。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是通讯和人员流动性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30年来变得显著了。一般说来，社会的人员流动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公权力发挥作用。在村子里一个人是好人，出去了却杀人了、抢劫了，为什么？因为他处于一个陌生人社会，原来的社会控制机制不再起作用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性增强，就需要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二三十年法治的迅速发展，并不因为法学家的提倡，而是经济在发展，是社会的需求。在一个比较小型社区内，有些纠纷，如打骂老人，是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干预的，因为舆论就起到了约束作用；但在大型社区中，这种舆论不大起作用了，就需要公权力干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