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成本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当时间、物力、人力不值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细微的纠纷也可能引发诉讼。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20年来纠纷增多？有，但不全因为这个社会人变坏了，我认为很大一个原因是社会在转型。比如到北京上访最多的是那些农民、无业者、老人，而且来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靠近北京地区的人会比较多。难道全都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好吗，这里官员更欺压老百姓吗，或社会环境更不好吗？不是，是因为这些上访者的空余时间多，而这些地区上访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因此，纠纷的总体增加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就业不足，时间不值钱，上北京的费用也不很高。几个月前，我看了北京台的一个报道，北京市好像是平谷县有对夫妻，都退休了，每个月都要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去一趟，为的是解决十几年前同邻居间为了二斤猪油的争议，而这场“官司”打了很多年，还在不断上访。所以许多问题并不是司法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在转型，中国有大量的事实上的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如果卞建林教授借了我500块钱不还，我可能不会跟他打官司；因为要请律师，花时间，还不如讲讲课、写写文章，钱就挣回来了，这样卞老师还欠我一个人情。
甚至有些纠纷不需要解决，家庭间、邻里间有些纠纷就不是能够解决的，有的就是拖过去、熬过去的。包括中国法治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波斯纳讲过一句非常聪明的话，大意是，法官要“头脑清醒地把事情糊弄过去”。注意，这不是说瞎糊弄，而是要头脑清醒，要清楚会有什么结果，什么样的结果比较好。这和我们的古话难得糊涂道理一样，太清楚了是做不成事情的。但肯定不是不是所有纠纷都能拖过去的。一旦纠纷会有巨大的外部效应，会影响到其他人，可能就需要某种方式的第三方的干预。两个同学吵架，一个宿舍的都睡不成觉，一对夫妻吵架，两家老人都不高兴。所以许多纠纷是需要社会介入的，介入看起来是为了当事人好，但从社会学上看，并不仅仅如此，社会也因此获利了，有了和平和安宁。因此，检察院处理纠纷时，就主要不是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国家的全社会的利益。
上面讲的其实是，有许多纠纷不是正式制度解决的。但需要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解决纠纷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专业化、全国相对统一、规模效益等。但也要看到正式制度解决纠纷的不足，因此需要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不仅需要非正式的，而且正式制度也需要多样化。举个例子，如果我苏力借了卞老师5000块钱不还，他就不需找别人，拿把菜刀就上我家来了，我只好还钱。如果我们找第三人来做裁判，无论是仲裁还是司法，第三人就不一定确定谁的话真假，这就有了判断事实的麻烦，一个司法上的很大麻烦。这个第三人还可能感到，这个问题反正不是我的，我下周请示一下领导再给你们解决。这就是国家机关的懈怠问题（即使不讲腐败的问题）。第三，如果只有第三方来解决这个纠纷，争议双方都会想对方会不会给裁判者送钱、请他吃饭啊？如果卞老师送他钱了，我就给他送两条烟去，双方甚至会为腐败裁判者而展开竞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弱化调解，强调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鼓励老百姓为权利而斗争，结果反倒是腐败现象反而多了。司法是一个较好的纠纷解决机制，道理不细说了，但不能把所有争议都放到司法机关来解决，一旦纠纷解决的路径被垄断了，腐败一定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预防司法人员和其他行政官员的腐败，要加强反贪工作的原因。如果社会上纠纷解决机制是多样化的，那么遇到某个法官要求吃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找仲裁机构解决，还可以去找民间组织解决。多种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是更加有效地解决纠纷，对防止国家机关的腐败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允许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甚至允许私了，不一定是对法治的破坏。因此，从制度层面上看，允许民事案件的私了，允许某些刑事和解，看起来破坏了法治，其实是维护了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