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应该教书育人,可储先生很少教导学生远离名利。对此,王平教授的解读是,在先生的内心世界里根本没有争夺名利与淡泊名利这样的痛苦与挣扎。他没有淡泊名利这种内心的挣扎,因而很少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对他自己的学生说的也很少,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与储先生接触多的人,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在他面前把名利看得太重你会觉得有些羞愧。也许真的是因为与上帝之子耶稣同一天出生的缘故,所以上帝不仅赋予储先生以智慧,还赋予储先生以善良、宽容与淡泊名利的优良品质。
三、先知先觉
在老前辈们之中,储槐植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刑法学家,倒不如说是
刑法思想家、刑法学界指路人。客观地讲,先生在规范刑法学方面没有他在
刑法思想方面的建树卓然,他更多的贡献是为刑法学开辟新研究领域,发现新“开发区”号召大家去研究。先生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我们不少刑法学人是“后知后觉”者。有例为证,1989年先生发表论文提出“刑事一体化”,到了2008年,“刑事一体化”已经成为刑事法学界的核心词汇。2000年春节前夕,在京召开了一个新春茶话会,在京的许多著名的犯罪学家和法学家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储先生指出应当关注恢复性司法。现在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的热门话题。王平教授曾感叹到:储先生超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上诸多的真知灼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外语好?还是勤于思索?是脑子比一般人聪明?还是有什么别的绝招(比如说先生的生日是圣诞日,是上帝之子耶稣诞生的日子。可能是由于与上帝之子耶稣在同一天出生的缘故,上帝对先生格外关照,赋予了他更多的智慧)?其实,真正的答案是,先生做到了“敏而好学”和虚怀若谷,先生的这两样“始终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要想真正做学问,就得聪明人用笨办法(勤奋)。
四、著书立说
中国刑法学界近些年来出版的编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其涉猎的广度和累积起来达到的厚度令人瞠目结舌(个别书随手一扔而扔到别人头上能把人砸死),但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并不多,材料汇编痕迹严重,真正个人著述的成分太少,真正有高度思想性和学术深度的个人著述就更少了。然而储槐植先生的一系列著述堪称学界学习的榜样,学术研究贵在出思想,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有思想的文章才是不简单的文章。 时下,利郎商务男装有句时髦的广告词:“简约,不简单”。时下,不少学者常以著作等身甚至超身为荣,对别人心存“傲慢与偏见”,在我看来,“著作等身”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个贬义词,它只能说明这个学者很勤奋,但这不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储先生虽然“著作等脚”,但很多篇幅不大的文章都是“简约,不简单”的翘楚之作。我们很多刑法学人也想写出这样“文惊四座”的文章,可是有心无力,这绝对不是我们的追求,但这绝对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我们对“简约和简单”进行排列组合会发现:有的文章是“简约,不简单”(比如,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有的文章是“简约也简单”,有的文章是“不简约,不简单”,有的文章是“不简约但简单”。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应是“简约,不简单”,“不简约,不简单”次之,“不简约但简单”的文章越少越好。从文章内容来看,好文章应该既全面又深刻,如果做不到,片面但深刻的文章次之,既片面又不深刻的文章没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