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折人生

　　储槐植先生，1933年12月25日（圣诞节）生于人杰地灵的江苏武进，1951年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化作“中右”，于1958年1月离开北大，下放到北京玻璃厂当学徒工，1960年1月调回北京化工学校教书，1965年10月再调到158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大。

　　1978年，当储槐植先生回到北大法律学系时，已经45岁。整整20年，与北大无缘，与刑法无缘。对此，陈兴良教授感叹到，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不需要法学的时代。20年，使一个婴儿成为一个青年，不能说储槐植教授虚度了20年光阴，但至少对于刑法研究来说，这20年期间完全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储槐植教授这一代人也许是政治动乱最大的受害者。

　　储槐植先生从学术建树上讲，完全是大器晚成。正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先生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50岁以后，甚至在60岁以后完成的。先生曾坦言，做学问，写文章，不容易，真辛苦。对于一个智商中等（先生自谦用语）且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我相信勤能补拙，且需戒骄戒躁。做学问切忌急躁，情绪急躁则心不安宁，心不安宁则思路不清，极易消解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戒躁必先戒骄。根据我的体会，“戒骄”的最好办法是多想超越自我而少想超越他人。昨天的我，标尺明确，而“他人”则是一个变数不定的情状。要超越自我，则会产生上进的动力，并可清楚察觉前进的印记，从而心情舒畅。总想超越他人，只能搅乱心绪，自寻烦恼，则必然急躁。

　　先生这种热爱学术、蔑视天命、老当益壮、志在千里的积极进取精神足以令很多不求上进的年轻学人汗颜。时下，在青春励志题材畅销书榜上，《20岁决定男人的一生》、《30上下，决定男人的一生》很热卖，似乎我们一过三十，人生就大势已去。储先生则以他的学术人生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立志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年轻没有失败，只要你“矢志不悔，上下求索”，50多岁也可以是“学术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