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陆续收到一批电子邮件，内容大致相同，要我推荐民法习题集。发信者多是一些高等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恰巧我也是大学民法教员，便心怀好奇地回信问及情况。

　　原来，这些法科学生上课时，有的任课老师提倡“多做题”，熟能生巧，并建议他们购买习题作为课堂训练。每堂课，老师总是拿出一段时间来校对答案，第1题选B，第2题选AC，第3题选ABD等。进入大学之后，似乎很少再有中学时代那种“题海战术”。也许是久违的缘故，当老师将这种“题海术”再现到法学课堂时，不少学生便觉得新鲜而亲切。突然冒出这么一招，那些未作“习题”要求的老师，在学生的眼里仿佛“落伍”了，纷纷被问到为何不给他们推荐一些习题集。

　　“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位土生阿耿，也在大学法学院混吃混喝，于是就有学生投奔求助，发信要我推荐所谓的“习题集”。哎吆，我的丑娘！学习民法已有十余春秋，讲授民法也有六七年头，除了自考和司考培训，“民法习题”一说，还是头一次听闻。

　　收到这些信件，我顿感悲哀，又觉十分无奈，不知如何答复。和我的几个同事交流，也反映说我所在的高校也有教师崇尚“习题”，其中不乏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和副教授，一天到晚强调法学人才培养中“习题”的重要性，甚至建议考研深造的同学也要“多背书”、“多做题”。群发短信给愿意说真话的部分学生，得到的答复证实了有关同事的反馈信息。有些学生是痛恨这种教育模式的，甚至讥笑大学教师沉腻于“习题”游戏。但也有部分学生为这种教学模式辩护，强调“习题”的训练有利于期末考试拿高分，也有利于应对司法考试。看来，原发于老师身上的“习题”病毒，还真具有传染性，有些学生居然还真“信了”、“服了”、“染上了”。

　　金融危机还没有走，流感危机又席卷而来。当前，一种叫“甲型H1N1”的流感正在全球蔓延，其病死率不高，但传染性极强。前文提到的所谓“习题”教学理念和模式，恰似法学教育中的甲型H1N1流感。法学专业教师起了这个念头，对那些免疫力低下的法科学生来说，极具杀伤力和穿透性。一旦蔓延，对法学教育来说，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将要来临。

　　截至目前，我国内地已报告2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均为输入型。但法学教育中的甲型H1N1流感，却是原发型，病毒完全出自法学专业教师。在法学教育如此泛滥、以至于人们无不呼吁提高教育质量的今日，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令人烦恼的教育病毒？根据调研了解，可以对病毒起因作出初步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