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每到黄昏时分，一个人走在新修的大道上，望着天外的白云逐渐飘远，心里想着这是一个何其边缘化的小镇！然而正是这种“边缘”，映射到了处于国家制度背面和对立面的人们的生活，中国革命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不正是这些人反戈一击而最终改写了历史吗？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治理确实是一项不易与的工程，忽略了极小的细微之处，都会酿成将来的大祸，历朝历代皆是如此。那么庙堂与江湖，孰轻孰重？

　　这一系列的问题并非我目前所能看透，但自己也想试着去做一番阐释。于是在回来的路上，我写下了下面一段话：人类发展到今天，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控制功不可没。但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发展模式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去问那个纠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落后”？我们今天要问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能容纳多少关于发展模式、制度变革和世界观的理念？我们要从哪里去找寻进一步改革所必需的制度性资源和宝贵思想”？这毕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旧让位于新的时代，即使这种新会带来失业、贫困和动荡，也要用自己毕生的知识和信念去完成！我们已经走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在资本和权力的市场上，权贵们的竞争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个几乎牢不可破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国民因此而被分为两类：他们分别处于体制之内和体制之外。前者高居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的顶端，而后者则组成了底基和中端。这个金字塔至今仍未出现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善于忍让的传统，国家的领导也是出于底层并且关心底层。一旦这种忍让由于顶层的连续施压而转化为逆反的情绪，那么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势就会形成并再次威胁着这个国家的中枢。在长庆桥，以及类似的一些乡镇，民众们已逐渐走到了“想忍但却没饭吃”的境地，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曾经落后挨打过，是因为那时国民的脑子里只能容忍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人们的思维被禁锢在“天朝大国”的虚构空间中而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百年之后，这个无比致命的“中国之痛”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演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大多数国民将自己毕生追求定位在成为当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以剥削代替被剥削，以攀上金字塔的顶端代替在底端的挣扎，而从来没有想过变革和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从而使更多的人成为体制的受益者，更多的人不再挣扎忍耐着生活，打碎这个牢不可破的金字塔，让剥削与被剥削不再剧烈，不再赤裸裸。“英特纳雄耐尔”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总还得一步步走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起来离它更近一些。国人的视野还是太过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