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下）
张卫平
【摘要】 人们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讨论存在着疏远制度目的和价值的问题，从而贬损了讨论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因此，应当回归此制度的原点重新认识它。依据“审判公正假定”，管辖错误的实质是法院内部分工的错误，因此，只要异议制度的设计能够平衡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异议制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将其扩展而致“程序过剩”。现有管辖权异议的两审终审制人为地强化了管辖对于当事人的重要性，误导了人们对其程序正义的认识，应当予以修正限制。
【关键词】管辖权异议；原点；程序过剩
【全文】
三、“审判公正假定”与制度的目的、价值
欲对管辖权异议制度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从管辖制度的基本目的来加以认识，因为管辖权异议作为一个子制度和辅助性制度是管辖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应从属于管辖制度的目的。只有首先明确了管辖制度的基本目的，才能真正理解管辖权异议制度的价值所在。
关于管辖制度的目的，从学界的主流认识来看没有什么争议，其价值或功能就是将不断发生的案件分配于已经给定的、处于一定区域的法院。管辖制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级别管辖制度和地域管辖制度。“级别管辖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1]是一种纵向分配；地域管辖的作用则在于“确定同级人民法院在各自辖区内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2]是一种横向分配。也就是说，无论级别管辖，还是地域管辖，其作用和目的都在于按照一定根据来分配第一审案件。所以管辖制度的实质就是一种分配制度。确定分配的根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便于法院审理和案件的执行；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3]对于国内民事诉讼而言，国家主权的考虑自然相对消解；而当事人不在一地时，管辖总是对其中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更为方便的，只要可以选择，原告总是会选择有利于自己诉讼的法院管辖；[4]所以此时确定管辖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和执行案件的便利性，尤其是后者，例如，对涉及不动产的案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审理，就既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又方便法院审理和执行。
应当明确的是，管辖制度的设计并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如何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5]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确在现实中存在，但并非对每一个案件都发生作用，其是否发生作用因地域、审理法官的个人意识和具体案件的情形而有所不同。[6]尽管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民事诉讼所强调的平等原则相违背，严重地损害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应当努力消除和避免，但这却不是管辖制度所能解决的，试图通过改革管辖制度来实现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目标无疑是徒劳的。因为只要管辖法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在地的法院，而不是双方所在地的法院时，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就可能发生作用——要么有利于原告，要么有利于被告。法律无法规定每一个案件都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的法院来管辖，否则凡是当事人不在同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案件都只能由最高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来审理，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人主张修改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来防止有利于被告的地方保护主义，理由是该原则有利于被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原告的权利很难获得保障。这样的设想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一想法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原告一定是权利人，而被告总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有过错的那一方当事人。表面上看，这样一种观点甚至还可以获得统计学数据上的支持，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从以往的案件看， 85%的原告都是权利人，相应的85%的被告都是责任人。但实际上，一旦按照这样的预设来改变管辖方面的规定，所谓“恶人先告状”的情形马上就可能大量发生，因为即使没有获得给付的权利，义务人也可以通过提起消极确认之诉，即当事人要求法院确认某种有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存在未获得原告的诉讼地位。那么，此时的统计数据马上就会发生变化了，因为人们总是在根据已经给定的制度，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统计数据不过是这种调整后的行为的产物。前述统计结果的出现，也许正是“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下才催生出的相应数据。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径直依据防止对被告地方保护这一点来修正原告就被告的原则，那么该原则所考虑的其他因素就被完全否定了。如人们一般所认同的抑制原告滥用起诉权，以免被告受不当诉讼的侵扰；有利于法院审理，传唤被告参加诉讼，对诉讼标的物进行保全；便于法院进行调查；便于法院执行等等。事实上，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抽象的当事人而言不过是一把双刃剑，只有针对个案的当事人才有“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本身的问题，而去修正管辖制度就只不过是在缘水求鱼；即使对级别管辖和审级制度的修正也许会产生一定积极的意义抑制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但要从根本上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仍只能通过司法体制的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割断司法主体与地方利益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