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依法开展检察监督。如前所述，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案件在量刑时存在偏轻、偏宽的不正常现象，这不仅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和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犯罪分子，有违刑罚公正的要求，而且大量耗费了司法资源，严重削弱了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影响力度，同时在社会上形成不良的价值引导取向，助长了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和仿效心理，难以有效发挥刑罚的警示、惩戒和教育功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裁判畸轻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要依法坚决地进行刑事抗诉。要防止刑事抗诉结果难以预料，如法院不改判即意味着刑事抗诉错误无效的消极思想。同时，检察机关应推行开展量刑建议工作，在出庭公诉中对渎职侵权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免刑或从轻、减轻处罚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明确意见。审判机关也应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通过判决书析理论证适用缓刑、免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效减少乃至杜绝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刑罚适用不当的问题。此外，检察机关应加大对司法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依法查处审判人员徇私情、私私而徇私枉法的犯罪案件，以维护和保障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实现。

　　（五）建议完善立法。当前我国关于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仍不够完善，表现为主体不尽科学、罪过形式不甚规范、客观方面有失妥当、罪刑处断有欠均衡[1]，造成实际操作难度大。刑法修改实施后，把渎职侵权犯罪严格界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并且对立案标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随之产生诸多问题，其一，法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界定本身就不够明确，易与国家工作人员相混淆；难以对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打击面过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发案主体相冲突，如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为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二，法律法规规定的一部分渎职侵权罪名的犯罪构成不够清楚，如对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如何理解，虽然制订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仍难以细化，缺乏严密性和可操作性。且审判机关在适用最高检司法解释上也存在不同认识。其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易产生争议，不利于严惩渎职侵权犯罪分子。故建议立法机关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两高也应出台具体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利于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依法公正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