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客观认识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缺点和发展性。经历这么多坎坷，中国人现在更加明白，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天生十全十美，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于资本的贪婪和残酷，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足在于缺乏个体经济自由基础所导致的物质匮乏和过度集权。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逐步改正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的反抗不得不而进行内部改良，借鉴社会主义的优点，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在西德、北欧、印度等一些国家得以流行，到上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建成全民福利国家，社会矛盾大为缓和。与此同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开始了励精图治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与新加坡、韩国、日本一起迅速崛起为“亚洲四小龙”。此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我改革中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而恢复曾经的资本主义。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时还难以理解和接受，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从1957年开始，中国实行“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政策路线，试图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政治上进行全方位的集权管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灾难。这不能不促使中国大陆开始反思。1978年，中国思想界针对毛泽东思想教条提出了实践检验标准，开启了持续至今30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

　　第三，客观认识中国经济优先改革战略的科学性。坚持经济优先的社会改革道路，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吸取以往历史教训的必然选择。就工业现代化而言，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相比，洋务运动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工业基础，虽然它主观上旨在维系封建帝制；五四时期和退居台湾时期，思想家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陈独秀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国民政府成立后，也一直主张推迟工农革命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虽然遭受了批判，但却客观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不可逾越的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的经济发展路线虽然曾饱受冠以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实践证明是符合历史趋势和人民群众要求的。1989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道路面临危机，中国亦因改革导致的“官倒”等特权腐败现象、物价上涨、国企工人大量下岗等社会问题积聚，形成了大规模学潮，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邓小平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再次走向动乱，果断控制了事态的发展。此后，中国受到西方经济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不久，东欧各国纷纷易帜，似乎标志着资本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中国存在三种思想倾向，左派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和传统公有制，自由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邓小平为首的稳健改革派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内有限度地借鉴资本主义，既反对在政治上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又主张在经济上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这种主张最终占了上风。1992年，邓小平首次突破市场经济的禁忌，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以“一国两制”模式收回香港和澳门，2001年加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历史地看，邓小平之所以选择第三种道路，乃是因为他目睹或经历了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民主在旧中国的失败，亲历了苏式社会主义教条的危害，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并始终传承了中国人富民强国的百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