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爆发后，昆明四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时事晚会。那天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钱先生满腔悲愤，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意这时突然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原来云南警备司令部第五军的官兵，早已包围了学校。他们躲在校园周围的土坟头后面，对空放枪。……群众本来站立听讲，会议主持害怕流弹伤人，就要求大家席地而坐。这时正站在台上演讲的钱端升教授，表现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的崇高气节，他不顾劝阻，仍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

　　应该说，面对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勇气，从未退缩过。

　　当我深深感叹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教授们都那么有骨气，而今天的教授们为什么名节难保时，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所载的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赵映林教授的一段话使我顿开茅塞：笔者记得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某教授在课堂上针对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常常自我作贱，没完没了的检讨，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是软骨头。这位教授伤心地说，我们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们能何如。说着哽咽难止。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当然，如果是“浪里白条”一个又当别论了。“骨气和底气”也许更足，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抛开前面讲的条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只是文人个人的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了。可见，产权、所有制的多元化才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凭借。产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经济形式就多元化，最终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因果关系。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一些铁骨铮铮的教授，比如有的教授为了不与官僚们同流合污，放弃了高官，仍回到大学去教书。比如有的教授宁可被“流放”也不向权贵者低头……。虽然这些教授目前尚显孤立，但他们是天亮之前出现在东方的启明星，会点亮更多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我以为，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而教授们作为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也将会被格外地尊重和珍惜。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的土壤结构已作了些许改良，不再专门滋生奴才和流氓了。民国时期教授们的铮铮铁骨将重现在新一代教授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