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奚若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是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他听到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时，就曾说过：“现在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1946 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张奚若担任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张奚若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一语中的地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在听众的一阵哄笑声中，他才正式开讲。讲演中，他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1937 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蒋介石对张奚若可谓是“国仕”之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就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25岁就做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钱端升，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起，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

　　钱端升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批评时政，针眨时弊。蒋介石虽然很害怕他开口质询，却很重视他的才华，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想让他做官。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之后做法学院院长。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钱端升都服务于西南联大。抗战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专程到昆明西南联大来。由当时地下党和民青发起，写了一封致华莱士的英文公开信，揭露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封信贴在联大校门内的民主墙上，负责接待华莱士的钱端升等先生，陪着他立在那里看这张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