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与宏观调控权异化的抑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宏观调控权的运行应当始终符合其设定目的——解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问题，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公平。假使宏观调控权在运行过程中与其设定目的有所悖离，亦即运行过程中偏离了正常运行轨道，那么这种宏观调控权的运行状态，就可以称之为宏观调控权的异化。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权的异化又可以分为：宏观调控权不正当行使（用到了它不应当用的地方）的状态，以及宏观调控权不充分行使（没有用到它应当用的地方）的状态。通常来说，前者可称之为“宏观调控权的滥用状态”，后者可称之为“宏观调控权的懈怠状态”。众所周知，权力滥用的极端表现就是权力的腐败，所以“宏观调控权滥用状态”的极端表现也可以称之为“宏观调控权的腐败”。只不过较传统国家权力的腐败而言，“宏观调控权的腐败”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而已。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宏观调控权异化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宏观调控权的滥用状态”，但是“宏观调控权的懈怠状态”这一宏观调控权异化的表现形式，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设定宏观调控权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一元化调节机制”——市场调节机制之下，由于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问题的存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严重紊乱”，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率的问题；以及“一元化分配机制”——仅通过社会主体行使“私权力”确定社会经济利益最终分配格局，所导致的社会主体之间经济利益的“严重失衡”，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公平的问题。如果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宏观调控权发生异化——无论是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状态”，还是“宏观调控权的懈怠状态”，都会与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设定宏观调控权的目的相悖离，不仅无法解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问题，还必然会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产生更加可怕的“政府失灵”，同时也会使得社会主体的经济利益在“初次分配不公平”基础上形成更加严重的“再分配不公平”——“极大地破坏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正义”。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导致宏观调控权发生异化的原因，从调控主体的主观方面来说，不仅包括调控主体“主观恶意”地滥用或怠于行使宏观调控权，而且包括调控主体“主观善意”地滥用或怠于行使宏观调控权。也就是说，仅有正当的目的不是否认滥用或怠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充要理由——马基雅弗里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宏观调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器”，而不是调控主体的一种“私物”，因此调控主体行使该权力的目的不仅要是“善的”，而且调控主体行使该权力的结果也应当是“善的”。换言之，如果调控主体行使宏观调控权仅仅在目的上是“善的”，而宏观调控权行使的结果不是“善的”，例如，当调控主体“主观善意”地滥用或怠于行使宏观调控权，不仅没有解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问题，反而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产生更加可怕的“政府失灵”，同时也使得被调控主体的经济利益在“初次分配不公平”基础上，形成更加严重的“再分配不公平”，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认为是宏观调控权发生了异化。有学者曾经深刻地指出：“理想主义者用权力推进社会善的时候，往往不同程度地加入了私利：地位的巩固或精神利益，他们会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是他人的利益）推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8]（P287—291）——假使这些“理想主义者”所行使的权力是宏观调控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应当可以说宏观调控权发生了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