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书第297—298页，柏拉图引用了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明受暴力侵害致死者在刚死时，对罪犯充满愤怒。受害者的同伴会替其寻找谋杀犯。所以罪犯必须远离死者生前常去之地。一旦被抓住，一切刑罚都得加倍！就算没被抓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死者诅咒也会施加给他。民国法学家郭卫据此，在其著作《刑事政策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5年版）中认为柏拉图在刑事学说方面首创了报应说，他是西方研究
刑法之始祖。
柏拉图是死刑的支持者，在该书第293页，他认为：对于抢劫庙宇、政治颠覆、叛国等严重案件，立法者必须规定死刑，以作为对罪犯的罪行的惩罚。因为这类案件中的罪犯已经被发现是无可救药的，对所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其生存，甚至对他们本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的死将有助于其他人。“首先，他们向非正义提出了警告；其次，他们将是国家摆脱恶棍。”对此，我比较欣赏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说法（基督教早期教父德尔图良也不支持死刑，见《战争与和平法》第71页 （荷兰）格老秀斯著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他认为死刑只应该出现于这样的国家：“在那里，阴谋颠覆它的罪犯，尽管被监禁并严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国内关系或国外关系，仍会继续扰乱社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除此之外，不应当适用死刑。因为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就是非正义的。死刑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其效果不如富有持续公开性的终身刑，而且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其威吓作用是多余的；死刑的错误也是无法挽回的，贝卡利亚描述道；“从对一切法制的考察中的出这样一个结论：足以判决罪犯死刑的证据是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即便2名以上见证人出证，即便所证明的犯罪嫌疑是大量和相互独立的并备有犯人的供述，这样证据的任何一个都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限度。而经过很好考查的道德肯定性仅仅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对几乎所有国家的考察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这种自认为驳不倒的证据，一些被臆断的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个人觉得柏拉图的理由远远没有贝卡利亚的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