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晚期法学思想综述（修订版）
宋飞
【全文】
按语：2005年读过张海斌先生写的《作为知识与德性的法律——评柏拉图<法律篇>》一文之后，笔者对其将《法律篇》定位为一部文艺和哲学色彩浓厚、法学文采不足的作品，表示异议！于是就萌生创作此文的念头。
上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法律篇》中译本一书，可以说是张智仁、何勤华两位先生的一大杰作。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与《理想国》比较而言，在表达和行文上比较晦涩和枯燥。但是，由于两位译者的努力，我们依旧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到《法律篇》的精彩论述，并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
一、三权分立思想萌芽
在该书第180页中，柏拉图写道：“法官严格地说并没有官职，只是他在审案并作出判决的日子里，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思想的最早表述。在该书第383页中，他又写道：“法官当他面临他的法律责任即确定被告人应处什么刑罚和多少罚金时，他必须紧跟着立法者的足迹，而立法者应该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画家，扼要地描绘出业已规定了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最早表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彭寿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版）卷四第214-215页则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政体三要素说：即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大机能。这为后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三权分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犯罪故意和过失思想萌芽
在该书第290-292页，柏拉图将犯罪分为“自愿的干错事和非自愿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叫“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犯错”。这和我国西晋律学大师张斐所说的“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奠定了西方犯罪学的基础。
三、首创西方刑事政策思想和犯罪报应说
在该书第280页，他指出：“我们是人类，在今日世界上是为人类的孩子立法的。”在接下来的第281页，他又将犯罪邪念描述为：“其根源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神仙。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疯狂的刺激物，它是不可救赎的、很久以前犯罪的结果。它到处乱转，带来厄运和毁灭，你应该想方设法预防它。”在该书第293页，柏拉图继续提出：为矫正非正义行为，我们应采取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一般性方针，以免在日后罪犯不再自愿犯这种罪行或易于再犯这种罪行。何勤华先生将其归纳为：法律的社会功能是教育和强制。第295页，柏拉图还写道：一个犯罪者“也许是患了精神错乱症，或者由于生病而差不多精神错乱了，或者是由于年迈的结果，或者因为他仍处于儿童时代”。而民国法学家赵琛却从另一角度理解这些文字，在其著作《新
刑法原理》（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一书中，他提出，柏拉图的刑事政策思想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为：“犯罪是一种疾病，所以
刑法不是针对既往，而是用来防范将来。”中国古代《尚书.大禹谟》中也有“刑期于无刑”的类似思想。这段文字还被改变为后来的古罗马法律格言“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受到古典自然法学派推崇，并体现在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形成了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奉行的法律效力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