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先学工，后学法，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接受了七年法学教育，但几乎不认为自己“被教育”过的人，我有些许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基础是：第一，理工科背景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第二，中美法学教育的亲身经历和比较；第三，由于个人兴趣广泛，与经济学、金融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众多学科师长朋友交流所引发的，从另一个视角对法学教育和研究的真切体认。由于是闲来之笔，本文无意进行系统探讨，仅就某些问题，用散漫的文笔表达出来，或许，可称作“漫谈”？

　　第一：学术教育和实务教育冲突么？

　　当前所见的观点，几乎都默认二者的冲突不可调和。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中，法学教授和专职律师之间的鸿沟似乎也显明了这一点。虽然有法学教授兼职做律师，也有律师去法学院做兼职法律硕士导师，但真正能够在二者之间通杀的，似乎不多，而且多数不是被“教育”出来的。

　　而在我看来，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甚或压根儿不存在冲突。为什么这么说？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法学院的教授，多数是在法学院读完3年JD之后，出去在律所等私人机构（private sector）或者SEC等公共机构（public sector）工作数年，甚或是做到partner，然后转回法学院做教职。我所认识的法学教授中，有的在从律所回到法学院之后，仅用7年时间即从助理教授做到正教授的。以我所熟悉的金融法领域为例，美国的J.Norton教授，英国的Philp Wood教授，前者是在律师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被聘回法学院从事教职，而后者则一直没有放弃律师职业——而两人在国际金融法的“学术”领域，也都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另外一个更经典的例子是老波斯纳（之所以这么称呼，是要区别于和他从事同一个领域，即法经济学研究的儿子Eric，即小波斯纳）。他一边当着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一边站在法律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巅峰上迟迟不肯让位——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型”法官——就连一贯在学术上“骄傲”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都对这位从事“实务”的法官佩服的五体投地。事实上，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卡多佐大法官，等等。甚而，有人把法官的判决汇集成书，名为《大法官的智慧》——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和洞见，依我愚见，才是真正的“法理学”或者所谓“部门法理学”。

　　为什么美国法学院用3年教育出来的JD，能够在学术与实务之间游刃有余；而中国被教育了4年、6-7年甚至10年的法科学生，能通吃学术和实务的，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