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可以被理解为民主和科学之间的内在张力或矛盾。科学是理性的，科学往往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内在逻辑，而这个隐藏着的规律却往往与大众的感性认识不一致。但芸芸众生们却往往依着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做出判断和决策，他们不太会也不太愿意静下心来格物致知，他们可以做的是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于是一边是科学的理性，一边是民众的情感，演绎出难分难解的困境。易言之，这两重现代社会重要的、对等的价值，究竟谁可以代表真理？

　　2，这可以被理解为哲学认识论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经验主义，我们应该相信草根阶层的判断，相信大多数人的经验，相信常识、常理、常情；根据理性主义，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精英们的见解，也许他们的结论更符合事物发展、运行的规律，更能使大多数人少走弯路……

　　3，这是笔者最想在本文中指出的，这其实是旧活法和新观念之间的矛盾。旧活法重视家庭伦理，关注结果、绝对量上的公平，追求实质正义；但新观念却告诉你还有一重价值叫个人意志自由，叫机会平等，叫经济效率上的相对公平，叫程序正义。于是人心大乱：是应该把遗产留给妻子，维护家庭伦理；还是把遗产交予情人，尊重个人意志？改革中是百姓损失最多，缺乏绝对意义上的结果公平；还是官员损失最多，缺乏效率意义上的相对公平？该判刘涌死刑追求实质正义；还是该判刘涌死缓追求程序正义，毕竟其遭到了刑讯逼供？相信，当下的不同中国人，由着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无数不同的想法。

　　其实，这三对矛盾在中国之所以如此突出，正是因为我们正历经现代化的进程，正在社会转型、“历史三峡”之中，困境由此而起：经1840年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约一个半多世纪的中西文明交汇和对抗（包括军事对抗），国人其实认识到自己老祖宗数千年的那套活法已不合时宜，虽然笔者也相信它并没有逝去，从根子上依然有“老树开新花” 的可能，但无疑需要拯救，需要重新和泰西文明进行嫁接，有所扬弃与更新。于是，一些思想开放人士——所谓精英——便得风气之先，掌握、了解了一些西域文化，并传播东来；但更多国人在此接受传播中虽慢慢开化，却也难以立刻摆脱祖宗的活法——这种难以摆脱，既是情感上的难以挥去，更是生活、历史的惯性使然。但与此同时，国人潜在心理其实也已达成又一共识，即中国需要现代化（包括法制的现代化），我们要借鉴西方的经验，要移植西方的法律；但移来、借来后，又发现不能立刻适应……由此而来的冲突，便是国人内心的“一路挣扎”，是“亿万人不避也无以逃避此种艰巨和惨烈”，大概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我辈只能继续“奋斗，扑腾向前” [9]。不过，笔者考虑的是，在此奋斗和扑腾中，我辈是否能找出一条也许可相对减轻人们内心痛苦和挣扎的道路？

　　三

　　笔者赞成，“法意乃世道人心之于规则诉求，其意在安放事实，服务人生，慰贴人心”，“落实为对于合理并惬意的人世生活之追求与向往”。故法律“旨在营建合理的人间秩序，造福惬意的人世生活”[10]。“法律应以‘天理人情’为归依，讨一个说法是为了有一个活法，立法基于这活法，也就是基于一个说法，同时并给一个说法，而肯认一个活法，扬溢这活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