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派哲学在公元前二世纪传入罗马，很快就在罗马的知识阶层里面传播开来。它的成功，据一般著作家的说法，是因为其对于自然的好尚和对德行的强调，与当时罗马统治阶层墨守古代意大利民族简朴习惯的倾向正相符合。斯多葛哲学抱持的世界国家的概念，也为罗马征服这件不甚光彩的事情带来几分理想主义，这大概是罗马人乐于接受它的另一种原因。
经罗马人接受的希腊哲学，思辨的色彩几乎褪尽，剩下的只是哲学家不屑于讨论的道德说教。然而对哲学家无关紧要的转变，在政治学家或法学家们可能意义重大。罗马人是务实的民族，法学家更是第一等的务实者。最早开始研究法学的罗马人，多半受斯多葛派哲学的强烈影响。这一派哲学所以在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关于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含义阐说如下：“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而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别在于，“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则适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每一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叫做市民法，即该国本身特有的法。至于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所有民族的尊重，叫做万民法，因为一切民族都适用它。”（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我们可能由此得出错误的印象，以为那些与一般相联系的原则，天然地优于或者高于只关乎个别的制度；罗马人，受其理性的指引，一开始就在追求某个更合理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与我们思虑相近的成熟的罗马法律学。自然法学说最初传入罗马之时，情形并非如此。
“市民法”乃是属人的制度，那些附着其上的繁琐程式乃至宗教的仪式，顽固地排斥任何外国人的参与。然而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的外国人已经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无论是出于商业的考虑还是为社会治安计，都必须以法律手段来安排外国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于是有“外事裁判官”之设。这即是“万民法”产生的契机。
“万民法”系当时意大利各部落中通行的习惯，或说，是许多不同制度中共同的要素。对于这种根本上是外国人的制度，罗马人的态度究竟怎样？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观察者的结论，最易于流入歧途，而与历史的真实情形相悖。梅因大胆然而正确地指出，现代人尊重和赞美的，正是当时罗马人不喜悦或是疑心重重的。而他们所倾心的东西，恰又是现代理论家以为琐屑而不足道者（如买卖契约中的庄严仪式与问答形式）。问题在于，“万民法”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他们轻视一切外国的法律，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以自己的“市民法”扩大适用于外国人。罗马人之不爱“万民法”，就如他们的不爱外国人。因为“万民法”是从外国人的制度中来，并且是为了外国人的利益制定的。（参阅《古代法》第三章）但是后来，罗马人对待“万民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而这正是自然法学说在罗马知识阶层、尤其是法学家阶层中流行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