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关于罗马自然法思想的经典表述，包含了两种可以注意的因素。一方面，它把自然和与自然相一致的理性，看成是永恒法律的特征，人类法律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它强调在各族人民日常遵奉的各个不同的法律之外之上，又有一种普遍而且不变的法律。这两种特点，向我们显示出斯多葛派哲学的某种特别性质，因为具有这种性质，日后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的结合方才有了可能。
就其性质而言，斯多葛派哲学乃是希腊化而非希腊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一派哲学历代领袖人物的出身就可以明白。一些讨论政治哲学的著者，愿意把公元前三二二年亚里士多德的去世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把亚氏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伟业看成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学乃至全部的制度，都是围绕着城邦建立起来的。而在亚历山大的时代里面，城邦国家的理想消失在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远景之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失去了往日由城邦提供的种种保护，忽然要独自地面对世界。从这里，产生出一种精神的渴望，一种内省的冲动，和对于人类的新的认识。在斯多葛哲学家的头脑里面，思考的对象不再是城邦公民一类人，而是更具一般性的理性的人。这种人并不只是生活在雅典或是罗马，而是立于天地之间，有着同一个神，同一种法律，那就是支配整个宇宙的理性，常驻不变的自然法。这里，我们或者须要补充一句，即这种冠以自然之名的法律，其实与感性的自然并无关联，比如它不讲阴阳四时，更不谈天人相副，它的所谓自然，毋宁说是理性的和人造的，它的根基，要在希腊早期的物理学或说自然哲学里面去寻找。
早先，希腊人把自然所指的物质世界视为某种基本元素的组合。“‘自然’的最简单和最古远的意义，正就是从作为一条原则表现的角度来看的物质宇宙。此后，后期希腊各学派回到了希腊最伟大知识分子当时迷失的道路上，他们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世界。他们把这个名词的范围加以扩展，使它不仅包括了有形的宇宙，并且包括了人类的思想、惯例和希望。这里，像以前一样，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社会的道德现象，而且是那些被认为可以分解为某种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的现象。”（沈景一译梅因《古代法》）在现象界的形形色色和繁复多变之后，寻求和确认某种单一的和永恒不变的原则，这即是早期希腊哲人的思想路向。后来日渐发达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均沿着这一路线成长起来。我们在克里西波斯或者西塞罗那里看到的自然法，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全部优雅、单纯和均衡特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