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现阶段我国的“媒介审判”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多发生在刑事审判中，被报道对象多是民愤极大、影响深广的“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被报道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媒体往往打着顺应民意的旗号，乐得“落井下石”；二是为体现媒体所标榜的公正的社会立场，对被告一方往往“一棒子打死”，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这就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三是“媒介审判”的事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媒体对此类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事件趋之若鹜，对这些事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给公众以错误的印象，使公众服从于这种格调一致的错误认知。这样一来，司法机关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迫于舆论所造成的各种压力，很可能会对一些案件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具体而言，导致“媒介审判”现象出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司法的缺位诱发了媒介的越位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谣反映发我国司法腐败的严重程度。司法公正本是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执法者犯法、反贪者先贪、以法牟利、公然索贿、越权办案、非法羁押、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司法腐败的危害，正如江泽民1997年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所讲：“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长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①]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媒介的“越位”与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的松弛甚至丧失有关。某些完全可以由法院或行政部门解决的小问题，因为没有及时解决而演变成大问题，致使简单问题变为复杂问题，一般民事问题酿成恶性事故。”[②]这时，普通老百姓为了讨得公平、讨个说法，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他们想到了“铁肩担道义”的记者，想到了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介。而我们的媒介也有义务传播人民的声音，有责任监督社会的公正。如果还无动于衷，我们记者的良心也会颇感不安的。于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让媒介勇敢的站出来了，把申张正义看作了它们的份内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