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一般来说，舆论监督应是社会公众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所实施的一种监督。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只有通过新闻媒介才能最快地、最大范围地、最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形成足以影响社会的力量，因此，舆论监督便成了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民众为了舆论监督，赋予了新闻媒介特殊的权力。享受了特殊权力的新闻媒介，也就有义务在为民众形成舆论力量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反映民意只是媒介的职能之一，公众在形成舆论方面和媒介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新闻媒介更多的是在有意或无意的发挥其能动作用来引导舆论。这样，在舆论监督中起主导作用的新闻媒介一旦发生错误，便会对社会公众的正确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及整个社会。“媒介审判”现象便是因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当的舆论监督。

　　西方新闻界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paper）。它的历史成因是西方国家在审判过程中所施行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并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因此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如果大众传媒在判决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作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