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能力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柳经纬
【全文】
权利能力，即我国法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最为重要的资格。我们关于权利能力的认知，源于民法教科书，基本上也满足于民法教科书。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一些问题时，将发现满足于民法教科书的层面是远不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攫取其中若干基础理论层面的问题加以讨论，试图藉以展示权利能力的丰富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是否如笔者之愿，只有请业内行家和读者评判。
一、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
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既包括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资格，又包括承担义务的资格，因而又可称为权利义务能力。[1]关于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即人格）的关系，我国学界有两种主张：一是权利能力与人格属于等同的概念，可称为“同义说”。如梁慧星说：“民法上得为民事权利主体者，称为‘人’。得为民事权利主体之法律资格，称为‘人格’。此所谓‘人格’，亦即民事权利能力。”[2]这种观点为我国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传统民法学之通说。二是权利能力与人格属于不同的概念，可称为“异义说”。江平指出：“人格和权利能力不是一个概念”，“人格是指可以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则是指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前者是主体的资格，后者是享有权利的资格。前者指条件，即具备了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以享有的权利范围。前者指前提，使主体可以享有权利的前提，后者指内涵，使主体可以享有权利的内涵。”[3]这种观点属于少数说。笔者认为，通说不足以解释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论上应采取“异义说”。
按通说，权利能力等同于人格，但如果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能力存在差异的话，就必然得出民事主体的人格也存在差异的结论。然而从法律上看，民事主体的人格应当是无差异的、等同的。因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即人格。但是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权利能力却存在差异，并非“一律平等”。
就自然人而言，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但这只是指一般的权利能力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会赋予外国人、无国籍人与本国人完全相同的权利资格；基于社会经济秩序正常化的需要，法律限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享有商事能力；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禁止雇佣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4]即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劳动的权利能力。[5]法人的情形也是如此，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其目的限制，因此设立目的不同的法人，有着不同的权利能力，从事武器生产经营的公司与从事电器产品生产经营的公司，其权利能力不同；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与以完成国家国民教育为宗旨的学校，其权利能力也不相同；以从事营业为目的的公司与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慈善会，其权利能力就存在更大的差别。至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其间权利能力的差异就更为显著，自然人具有自然属性，法人具有社会性，法人不能享有自然人所特有的民事权利，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肖像权；自然人也不得从事某些只能由法人从事的事业，如电信事业、邮政事业、军工生产、医药生产等。
上述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在权利能力上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法律人格不同的结论。“异义说”将人格和权利能力区分开来，一方面维护了所有主体人格的平等性，另一方面为民事主体之间权利能力的差异性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依“异义说”，人格解决的是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资格问题，自然人之所以为民事主体，法人之所以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独立的人格。在主体的人格确定的前提下，民事主体能否享有哪些权利又能否承担哪些义务，亦即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范围，则由权利能力来解决，不同的权利能力意味着主体之间能够享有的权利范围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