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一些地方的农民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会产生并不断增强流转土地的愿望。而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形成多元化的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同时，允许土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会改变土地抛荒的现象，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会伴随着土地的流转而弃农务工或经商，进入市场的土地就会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形成集约化经营。[13]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信息会更加充分，我国农民的“理性”会逐渐增强并更好地发挥促进其自身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反，如果抛弃自愿原则，否定理性经济人的主体地位，由政府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则会不理性，因为公共权力配置资源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政府等公共权力机构并不能充分、全面地了解社会需求的状况，更别说每一个社会个体、单位的需求情况，也就是政府完全配置资源具有制约理性的一个重要缺陷：信息不完全。政府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基于对政府全知全能的假设而做出的，但实际上，政府并非全知全能。政府配置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盲目而主观的。由此可能导致资源利用的效率普遍低下。而资源利用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在资源利用效率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必然难逃贫困和落后。

　　（2）适当限制自愿原则的必要性

　　现实中个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完全。而不完全信息表明政府管制的必要性。相对于个人而言，政府具有更为强大的实力来搜集个人所难以搜寻到的信息从而规避市场失灵的风险。如果政府官员拥有公民所没有的信息，管制则可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理性的同时，也应对自愿原则进行适当限制，从而在实质上减少理性经济人假设所面临的现实性尴尬，增加其理性的可预期性，以便更好地保护市场主体的权益。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市场外部性的存在说明市场运行的边界。外部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通常认为市场失灵时须由国家（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进而矫正市场中产生的外部性。在我国，在公权不断减少对市场领域的涉足的同时，需要公权干预的社会关系会越来越多，其原因主要在于：人口众多与资源稀缺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会加剧并增加市场失灵，在土地资源领域尤为如此。因为，农业用地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进而关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虽早有“地大物博”之说，但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量而言，农业用地仍很有限，若完全尊崇自愿原则，任由农民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将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则很可能减少农业用地，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危机，给我国的宏观市场乃至政治造成动荡。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的简单方法是迫使相关市场主体把外部性内部化，即使市场主体自己的自由意志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由其自担全部市场交易成本，而非把成本转嫁到整个社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