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话题的提出

　　还是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谈起想考博士的事情。朋友说，他的一位老师跟他讲，向来都是“富家养学子”，穷人家很难出学问家的。像他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原因大概是说，来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难以形成学术爱好和学术的系统基础，而且成年后更多的时候会为了自己的生计去琢磨，很难以进入纯粹的学术的境界。我当时候感觉到很悲观，我自己来自农村，我想投身学术，认为一个人想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应当是一件只要有崇高心愿就可以的事情，不能为自己的身世所累。当时候，我对那位说话的老师产生了一丝不满。

　　几年过去了，我和我的朋友还真的没有继续读书。回想一下原因，家里不能再支撑博士期间需要的费用，而且我们当时候的年龄已经赋予我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种种迹象已经不太支持我们继续读书了。自身的经历确实成为“富家养学子”的一个明证。

　　这几天，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翻阅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几年来“富家养学子”这样的一个话题有意无意地进入我的思维，大概是佛罗伊德所说的那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自己真的没能正儿八经进入学界，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这种意识只是被压抑，但时不时地会躲躲闪闪进入自己的思维。

　　于是，我认真地选择了三十位罗素《西方哲学史》里描述的哲学家，对照网上的百度百科提供的资料，把他们的身世背景搜集起来，进行了一下认真地分析考证。我还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二 以罗素《西方哲学史》里三十位主要哲学家为材料的一个证明

　　首先，我按一定的标准选取了三十位哲学家。主要是看罗素用来描述他们的篇幅与罗素认为的重要性。专章进行描述的哲学家基本上入选，比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马基雅维利、莫尔、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拜伦、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柏格森、杜威等26位，这些基本上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比较有影响的学派领袖，虽然没有专章描述，也入选，比如泰勒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3位。然后就是罗素本人。那些在罗素的书里和百度上没有生平与背景描述的则被剔除，比如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约翰-司各脱、威廉-詹姆士等。我想这种选择的方式应当具有很大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因为我纯粹是按照他们的重要性进行选择。当然，比如那些没有生平描述的人被我剔除，很有可能他们没有生平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世不显赫，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依我们的直观感受是基本不存在的，只要历史上有记载，不管是身世显赫还是卑微，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都会予以如实记录。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身世背景用“贵族家庭”“很富裕家庭”“富裕家庭”“普通家庭”进行归类。历史文字记载用“贵族”表示身份的哲学家划分为“贵族家庭”，把个别“很有地位”这样的字眼进行描述的也划分为“贵族家庭”。用了“普通农家”“普通家庭”这样的字眼描述的哲学家划分为“普通家庭”。其他的在划分为“很富裕家庭”和“富裕家庭”，谈得上“富裕家庭”的至少要被描述为家里的父母亲掌握了一门比较好的求生技能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比如休谟的父亲是律师，康德的父亲和卢梭的父亲是出色的技匠，黑格尔的父亲是地税官员，杜威的父亲是中产阶级杂货商。“很富裕家庭”就是被描述为成功的商人或者背景特别之类的，比如莱布尼茨是书香之家其父亲是教授，叔本华父亲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尼采父亲是“宫廷教师”，马克思的祖父是有名的“律法学家”其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律师”。这些划分，只能说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很富裕和富裕之间，在贵族和很富裕之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完全区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种划分基本上可以把上述三十位主要的哲学家进行归类，而且不至于太模糊。

　　归类和分析的结果是我们得出下面这样的一张表格。

　　西方三十位著名哲学家的不同身世的阶层归属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出身普通家庭的在三十位著名哲学家里就只有两位，所占的比例仅仅为6.6%。而出身贵族家庭的就有11位，所占的比例为36.7%，富裕家庭和贵族家庭合起来作为“富家”来说，那就占到了30位里面的28位，比例为93.4%。也就是说，9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都属于富家之子。3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家世显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这些显赫的哲学家身后伴随的是显赫的家世。普通家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还不到10%，现有的资料显示仅仅是苏格拉底和贝克莱出生于普通家庭。

　　我们在学生时代曾经还有人因为“柏拉图式的爱情”而以为柏拉图一辈子清苦枯燥，认为这样天才人物竟然好多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与人伦快乐没有享受，还有点为他惋惜的意味。其实没想到，柏拉图竟是出身于雅典贵族，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其家庭宣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他也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斯的侄子。亚里士多德呢，我们也曾经有人以为他是以为无趣无乐刻板古怪的糟老头子，但其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公元前366年亚里士多德很年轻的时候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比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为了生计而去读博士的学子幸福多了优越多了。

　　“富家养学子”确实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年轻时候的知识积累，对学术能表达出来的赤诚的无条件的热爱，衣食无忧的学术创作环境，等等因素都表明“富家养学子”有着其话语的理由和特有逻辑。

　　三 一点小小的启示

　　虽然有点心理预期，但是当我得出上面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出身贫寒的哲学家的数量是如此之少，富家学子竟然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那么的学子身世竟然如此显赫。这对于自身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好像跟我们现在还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很多同志们说，家境不殷实不富有是搞不出大学问来的，这样会招来好多人的谩骂。还好，这也意味我自身也是搞不出大学问，所以谩骂者可能会留下阶级的同情。

　　当然，事情倒也未必那么悲观。毕竟做大学问的人很少，世界上的有成就的哲学家就更少，大学问做不了，做点小学问还是可以，小学问也会有其意义和乐趣。或者，这些只是普遍性的现象，还有特殊，特殊性的现象也是很多的，特殊降临在我们身上很有可能。或者，这些都是外部条件，我们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贫寒出生的学子卧薪尝胆照样是可以完成那些艰巨积累的，照样可以有一种超脱的学术热情，现实里这样的实例也确实很多。或者，毕竟哲学这样的学科存在很大特殊性，哲学成就的取得对一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忍耐力的要求最强，也许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里不需要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那么强的学术忍耐力要求。我们不能由哲学家的现象就推出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也和身世背景有那么大的关系，也许法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未必和身世背景有那么大的联系。其实，我想说的倒还不在于这些，因为出身不同的人注定发展路径也不一样，出身贫寒的人不能做大学问，歌唱家和艺术家也基本上不会诞生在贫寒之家，大的文学家也很少有贫寒出身的。这也是一些朴素的被大家认可了的道理，这也不成为一个会让人产生情绪的问题。可能在军事领域、商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其他诸多领域的社会成就会具有另外的一种境况。

　　我可能想点出来的倒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这个结论和朱苏力老师强调的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是相符合的。对这些哲学家身份的探究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确实会带来一些新鲜的结论。对于知识学也好，法学也好，或者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好，引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别开洞天的结论。知识产生需要什么样的主体条件？知识创造的主体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这些认识的加深可能有利于我们深一步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者科学的研究。

　　比如，这个结论对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批评。这些著名的哲学家基本上是在家境殷实的基础上选择了哲学的思考和知识的探求作为他们的爱好和生活，基本上没有把学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技能。知识的创造特别是哲学的思考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兴趣和爱好。被动性地逼迫生产可能很难产生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命题型的科研工作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认真，一种浪费和掩耳盗铃。热爱对于学术的意义也许非常之大。为了谋生的知识生产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很小。如果某一位哲学研究者或者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者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从事此类研究，我们可能需要对他的成果有另外的评价角度。

　　还比如，这个结论也会给我们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给出一点启示。如果大学的教师需要为了生计奔波，那么社会科学的成果估计很难有所突破。想要社会科学成果得到很大的突破，对于从事这些科学研究的教授必须予以物质上的保障，保证这样的一个群体过上一种体面的不为五斗米发愁的生活。大学教授如果停留在为生计奔波的层面，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也算是对国家科学研究资源的浪费。国家不仅为了国力强盛，也为了什么样的什么的人们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行物质上的保障。

　　还比如，这个结论也会给在校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的学生在自己将来职业选择上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启示。家境能否支撑自己学业，从事学术在哪些情况下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把读博士作为谋生技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等。

　　希望这个话题得到大家的讨论和交流。

　　
附录：西方三十位主要哲学家的详细身世背景资料


　　
　　
　　
　　
　　
　　
　　
　　
　　
　　
　　
　　
　　
　　
　　
　　
　　
　　

	哲学家姓名	哲学家身世背景	出生年份	阶层划分
1	泰勒斯	泰勒斯生于米利都，他的家庭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泰勒斯 (公元前625年？～公元前547年？)	贵族
2	毕达哥拉斯	第 [1] [2] [3] [4] [5] [6] [7] [8] [9] 页 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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