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宪法是国家契约的典范。国家契约是社会契约的同义词，是社会契约论（又称民约论）提出的一个名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和法是由于人们订立契约而成立的。这种政治学说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萌芽。当时古希腊智者派中思想激进的学者，认为国家和法是人们相互间自觉缔结的契约的产物。智者派的著名代表普罗塔哥拉（前481－前411）在《论神》一书中认为道德和法律是人们所约定的，不是神意产生，因而是相对的。这种认为“政治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的、而是由人协议公议而产生”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当时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是一种冲击。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又认为社会秩序是人们为了避免彼此伤害而产生的约定，“公正没有独立的存在”，“是由相互约定而来”。马克思对此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伊壁鸠鲁的原始的、朴素的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和法是以防止对人们相互关系可能产生的危害为目的而缔结的社会契约的派生物。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西欧各国的发展，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启蒙思想家广泛地传播了社会契约论学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1548－1645）认为国家是自由人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了享受法律利益和共同福利，通过契约而成立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也是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强调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认识了必然，人就能不为情感所役使而获取自由。意志自由的想法是由于想象和无知（《神学政治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认为应当从人（不是从神）的本性中寻找立法和政治的原则，人有利己的本性，“人对人象狼一样”（《论公民》），为摆脱人人自危的社会状态，人们订立“契约”（《利维坦》），把自己的权利转订给契约的掌握者，即一个人或者一个会议，实即主张君主专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1632－1704）则与霍布斯不同，认为订契约时，人们并非把全部自然权利都转订给君主，而是还保留着一些如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权利，统治者若任意侵犯这些权利，人们有权推翻他（《政府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们同意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国家，国家必须保护一切缔约者自由、平等、生命和财产，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如果这种契约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取消它，被暴力夺取的自由应用暴力夺回。另一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认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对自然的解释》）。沿用“社会契约说”，论证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希望通过“开明君主”实现社会改革。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也执此说，主张自由、平等，宣称共和国是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这是不能实现又应力求实现的理想目标。提出有一个至高无上、永恒不变、人人都应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原则，即绝对命令，为证明人人得以执行这一命令，须假定有意志自由，这样才有道德责任而言。强度必须假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而上帝则是道德秩序的最后保证（《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正是社会契约论，有力地构建了宪法作为国家契约典范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