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司法改革乃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学者为改革的启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后期的改革评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思性资源；司法部门的实际需要与自身利益，才是现实的改革驱动力；中央的宏观决策决定了改革的方向与可能的效果。但必须指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融洽，努力目标也绝非完全一致。学界多理想化，常以域外制度为参照，主张全面、大幅、即刻地改革。这与实务界从自身利益与需要出发的改革取向不尽一致，因此，其在改革的全面性、彻底性方面与学界有悖，但在改革的即刻性方面常有相似。至于中央决策部门由于更多考虑司法改革的稳妥性、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因而更倾向于渐进性的缓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三者价值取向上的非一致性，才使得中国的司法改革呈现出复杂乃至一定程度抵牾的面相。
二
中国司法改革的历程虽说曲折，但所取得的进展仍引人注目。然而，诸多的事实也昭示，中国的司法改革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难题，一些问题还需要正视与进一步反思。
（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难题
1．司法公正有待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司法改革就致力于提升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诸如较高的上诉率与申诉率、[20]涉讼上访以及司法腐败的现象也表明中国的司法公正仍不容乐观，至少说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公民启动程序内救济的频率较高，且有上升趋势。2000年一—2005年全国一审案件的上诉率均在9％左右，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1]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显示，2003年—2007年全国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占90．01％。一份更为精确的资料则表明，行政上诉案件1997—1999年分别按11．35％、12．36％、25．92％比率递增，民事上诉案件则按14．34％、13．36％、18．85％递增{7}。再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资料表明，2002年—2006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再审的案件总数不仅逐年升高，而且再审中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比率也有上升的趋势。[22]这些情况均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审判质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司法公正尚待提升。
第二，公民寻求诉讼外救济的行为较为频繁。由于绝大部分申诉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或者是申请再审者感到通过再审方式纠正判决结果的希望渺茫，当事人往往会寻找其他救济途径，这其中上访就经常被采用。近年来，涉诉上访的情况非常频繁，甚至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暴力性上访也时有发生。《中国法律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2年一2005年全国法院处理的来信来访数量不断上升。[23]尽管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年办理的涉诉信访案件同比下降4．7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的涉诉信访案件同比下降11．18％，但总体仍不容乐观。[24]
第三，司法腐败亟需治理。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现象有所蔓延，有的地方甚至有恶化的趋势，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根据近年的媒体披露，司法腐败呈现出规模增大、层级变高的现象。这首先体现在法院的“集体性腐败”上。比如2002年武汉中院“腐败窝案”就涉及13名法官和44名律师，其中不仅有当时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和副院长胡昌尤，还包括副庭长3名、审判员7名、书记员1名。[25]再如，在2005年— 2006年期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爆发“腐败窝案”之后，又发生了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丑闻{6}；2006年6—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7}。近年来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与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腐败被查处的情况，也是司法腐败恶化的又一表现，如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原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衍东、原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虹、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原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等。[26]
2．司法效益有待提高
第一，诉讼拖延现象较为严重。西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说明高效率的诉讼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重要价值。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也都基于司法效率的考虑设定了各种诉讼行为的期限，尤其是对审判期限做了严格规定，但实践中还是存在诉讼拖延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在刑事诉讼中也有体现。就民事诉讼而言，尽管经过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努力，以往超审限的情况已大为好转[27]，但在法定期限内迟滞案件处理的现象却比较普遍。有论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审限内的拖延”，还概括了其具体的表现，并认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已经比较严重{8}。在刑事诉讼方面，问题同样存在。除了有超审限这种明显违背刑事诉讼制度的现象之外，在其他诉讼环节违反法定诉讼期间的现象也有存在。[28]类似民事诉讼中“审限内的拖延”的情况也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有论者将此现象概括为“办案期限的最大化倾向”{9}，还有论者结合刑事诉讼中羁押情况比较普遍的事实，将此种情况导致的羁押称为“隐蔽型超期羁押”{10}。
第二，生效裁判的执行效率影响了诉讼的实际收益。官方的统计表明民事裁判的执行率基本在80％左右，执结标的金额占申请执行标的金额比例也基本在63％至72％区间徘徊。但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谓“执行率”，并非指判决得到切实执行的比率，而是指执行结案的比率，又称“执结率”。一般而言，执行结案大致包括三部分——执行终结、执行中止和实际执行各占1/3。也就是说，实际能按判决金额执行到位的只占1/3，执行终结、执行中止的通常拿不到钱，或者只能执行一小部分金额{11}。这样在实践中就经常出现“赢得了官司，赢不了钱”的尴尬情况，甚至前些年还出现令法律威严扫地、司法权威蒙羞的“叫卖判决书”的极端现象。[29]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案件的执行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否则，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将变得毫无实际收益。还得注意的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的状况更是令人揪心。有统计表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不足10％，每年我国至少有2万个被害人家庭因为得不到被告人的赔偿而身陷绝境{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