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南塘试验经历了一系列的对抗、理解、消化、吸收、融合、掌握和运用的过程。可以说，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是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一个成功范例。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实在太需要大加学习和推广。

　　众所周知，我国正致力于推动宪政、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完善各种法律便成为了当务之急。近几十年来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不计其数，鲁迅的“拿来主义”被我国立法者奉为金科玉律，只要我国法律没有而在国外法律中有规定的，就想拿来为我所用，从而造就了中国法学“激荡三十年”。然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可行性有多大？事实上，许多法律在民众看来都会认为是天马行空的想法，除了浪费笔墨纸张，引人反感，充其量为立法者堆砌“法治成果”的数量之外，没有多少社会价值。究其根源，是我们的立法者经常忽略了制度的生成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多种因素的支撑，造成了一部法律产生后便成为一种历史。抛弃原有的制度与理论，全盘移植外国法律理论的符号体系，只是逻辑上的可能。

　　当我们跨越了那个不正常岁月迫切重新想要回归秩序的道路时，“食洋不化综合症”弊端日显。人们逐渐发现，“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圣经》载：上帝造天使，也造撒旦。此时中国的法律文化既丧失了对传统中华法律文化的承继关系，又丧失了自我革新和创新的能力。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出现悲观厌世的情绪，认为“法律的道路走到这里，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摆脱西方的影响。我们可以做的，只是对于西方如实的介绍，再进一步，作剪裁取舍，然后更向前一步创造性的转化。学者能够如此，其贡献已经功德无量了。”所谓的“精神软骨综合症”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民族由于环境和机遇的不同，确实会有进化程度的高低不同。但是，机械、盲目地崇拜外国法律肯定是一种狭隘的偏见。曾经读过这样一则寓言：真实和谎言一起到河边洗澡。先上岸的谎言偷偷地穿上真实的衣服，真实百般请求，希望归还，谎言怎么样也不肯归还他。但是，真实自有其理念、骨气，说什么也不肯穿上谎言的衣服，最后只好一丝不挂地走回家。从此，人们眼中只有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受人尊重，赤裸裸的真实反而被人看不起。在法律界，诸如此类是非颠倒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学者和政府总是那么极端，其实世界上的很多事本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单一和极端。中国法律的道路走到了“卡夫丁峡谷”，换一种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