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有学者研究日本信息公开理论时认为，在日本，早在19世纪末的明治时代时，小野梓在「国宪泛论」中便对「国家行为的公开」如此叙述：「政治之所以要求公开，乃是政事是属于天下万众的公事，并非是为官者数人之事。」[12]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近代政治学在明治时期主要有国家学派与实证学派，小野梓被誉为日本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一块基石的实证学派创始人，小野梓后继者、实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宪法要义》，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国家学》、《国法学》以及号称日本“伏尔泰”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等等，都被迅速译介进来。[13]
在这本著作的字里行间让人不时感受到一位30多岁青年学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学术思考与反思。小野梓虽英年早逝，但其经历是十分丰富的，多次出国留学、当过官吏、参与组织政党、创办大学和书店等。也许其丰富的经历，使他具有了研究宪法问题的独特视角，往往在政治现实与学术、文化冲突与宪法历史、宪法与道德基础等复杂关系中，思考宪法体制，表现了学者的学术良心与现实关怀，反映了作者希望通过学术影响政治现实的内心信仰与期待。
小野梓的《国宪泛论》在中国再版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它对系统地梳理、研究日本宪法学与中国宪法学交流的百年历史，理解中国宪法学的根源与特质，并在历史脉络中探索中国宪法学未来发展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从宪法学说史的角度看，面对100多年以前出版的中译本我们仍有许多遗憾，比如我们并不了解本书的译者个人信息以及翻译过程。据记载，1870年7月到11月间，18岁的小野梓曾到过上海，受到＜上海新报＞连载的《万国公法》思想的启发，写了“救民论”，但据我所知，中国学术文献上对此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等。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研究中日两国宪法学说史的交流历史弥补这一缺憾。通过系统地梳理百年宪法学说史，我们可以客观地记载不同时期学者们所做出的学术贡献，进一步扩大中日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