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A级通缉逃犯、在湖北随州残杀8人的犯罪嫌疑人熊振林，1月11日被武汉警方抓获，2月10日由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3月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熊振林特大故意杀人案下达二审裁定书，驳回熊振林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面对法庭，被告人熊振林表现得干脆利索，没有拖泥带水；面对记者，他也从容不迫，数算下来，从案发、通缉、告破到一审审理、判决，仅仅一月有余。对这样一个杀人恶魔，不仅没有漏网，而且还依法受到刑事制裁，不可不谓大快人心。案件已办，它带给了人们哪些启示呢？

　　人们固然可以从犯罪心理角度，分析熊振林杀人前后的社会报复心理，从而给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提供有益的启示；可以从“杀人偿命”的古训反思死刑制度以及刑罚功能的科学实现；也可以从社会系统运行方面，探讨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及其合理化解；还可以从与本案有关的通缉悬赏、婚恋家庭等等进行多视角评点。但本案涉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8人生命，如此生命惨案，不禁让人去思考其中的生命启示。

　　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输给滥用了的自由。人活于世，享有以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自由、信用等利益为客体的具体人格权，其中，生命权是最为可贵的物质性人格权，自由权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性人格权。当生命遭遇自由，究竟如何取舍呢？此时当然可以高唱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如果一定要在生命和自由之间，分出高低和先后，上述诗句在法学上的解读只能是：生命可以输给正当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输给滥用了的自由。具体说来，为维护他人的正当自由和权利，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尽管可能会丧失生命权，却保全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历来为社会高尚道德；为维护自己的正当自由和权利，面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实施防卫行为，即便防卫过当致人生命丧失，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也可以成立无限防卫权，豁免防卫人的法律责任；为行使自己的正当自由和权利，有些国家还允许安乐死和自杀行为，赋予人以处分自我生命的自由。这些都是当生命和正当自由发生冲突时，生命利益作出了让步，法律在价值判断上优先选择了自由。

　　反之，为了毫无限制的自由，抛弃自己或剥夺他人生命利益，是对生命的践踏和戗杀。具体说来，以使自己报复动机或其他不法图谋的自由得逞，侵犯他人生命权，法律在价值判断上会优先选择生命而非滥用了的自由；以行使防卫、避险等私力救济为名，超过必要限度导致他人生命权丧失，也属于对自由边界的超越，法律通常会选择课以过当防卫人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是基于对生命利益的优先考虑；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对生命权的处分权能持谨慎态度，甚至明令禁止，如反对实行安乐死，不承认人的自杀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