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区域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的高度分化对法律的统一性具有一定影响。
统一性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法治理论中最为经典的原则。毫无疑问，中国实行法治也必然包含着对法律统一性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承认与维护。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高度分化的现实则对法律这一属性的体现以及法治这一原则的贯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有限的法律条文以及立法技术难以涵盖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大差异，也难以反映和顾及各主体均有一定合理性的社会诉求。表面上公平、公正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和主体境况的不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可能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作为对这一状况的顾及，立法机构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加大规范的容量，放宽法律处置的幅度，希求为执法和司法预留充分的空间。然而，由此形成的实际效果却未必符合立法者的初衷与愿望。在执法和司法自由斟酌能力扩大的同时，执法与司法的随意性也相应增加，最终仍然使法律的统一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次，在司法层面上，区域及主体之间的重大差异同样造成了法律统一适用的困难。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对于不同的主体，司法机构很难采用完全相同的处置方式。近些年倍受社会关注的民事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以及刑事审判中的“同罪不同刑”等问题正是由此引发的。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又使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追问。
还需指出的是，世界各国为解决法域过大与法律统一性矛盾而采用的方式是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当然，联邦制的实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通过不同联邦成员立法，相对缩小国家立法的法域。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并且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因此，解决前述矛盾需要有更富创造性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
第三，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的急剧变化使法律难以保持必要的稳定。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交往的实际内容，乃至各种社会行为及现象的评价标准都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这种变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无疑是社会快速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征，但从实行法治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给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法律总是以某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状态作为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背景，只有依据于这样的背景，法律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并由此为人们未来的各种社会行为提供确定的预期。社会各种因素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增加了法律制定的难度，有些立法草案甫经提出，即因为社会情势的变更而不得不重新考虑，有些立法方案则因为立法者难以把握相关事项的未来趋势而不能获得实质性推进。另一方面，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大大缩短了立法的实际生命周期。不少立法出台不久，即存在与社会情势不合、不尽适用的问题，只能依赖于大量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弥补。与此相联系，立法的频繁修改也成为中国法治现实中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近30年来经全国人大通过和颁布的现行有效的215项法律中（不含决定、条例等立法性文件），经过一次以上修改的法律就有71项，共计修改达114次，其中修改最为频繁的刑法已先后经过7次修改，[16]仅2001年一年之中就修改了两次。即便是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在过去的30年中，也历经了4次修改。法律稳定性的欠缺，不仅对法律的实际运用造成一定的不便，更重要的是，这种欠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有可能进一步动摇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念与信心。
第四，中国社会治理资源的多元化对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形成一定的限制。
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决策者也重视和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治理并不十分依赖于法律手段，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功能及其运用的范围、程度都很难达致人们对法治国家一般模式的想象。务实地说，无论中国法治进程推进到何种地步，西方国家中的“法律中心主义”，“法律至上”这些理念或原则都很难成为中国的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法律以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这里所说的法律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在外延上远异于苏力教授所说的“本土资源”。在我的理解中，苏力语义上的“本土资源”，实际上指的是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乡土资源”[17]，而所有这些，概括不了这块“本土”上还存在的政党、行政等强大的社会治理力量。这些力量与法律共同承载着中国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现实对法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法律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广泛运用，不仅减缩了法律手段在规范人们行为，尤其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方面的压力，而且政党及行政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协调力以及民间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能够产生出法律所难以达及的社会治理效果；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格局中，无法避免包括“苏力悖论”（传统乡情民俗与现代法律制度相悖）在内的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冲突。特别是在政党及行政权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法律的应有作用可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某些法律原则也容易受到贬损。因此，法律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资源的如何协调运用始终是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