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进入大饥荒年代，在这一时期急剧上涨的“非正常死亡”的水流中，有一股就是来自那些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开始浮肿，从足踝上行，渐至大腿。有人说，水肿到腹部，就无可医救了。”“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并不知道‘浮肿’与饥荒有什么关系。此时，一个医生‘右派’私下告诉别人，在苏联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之后，也出现过大量‘浮肿’病例；营养不良导致血液的蛋白含量降低，体液渗透到皮下，眼见之形为水肿。不久，这位医生被人告发，递解到严酷苦寒的东北镜湖泊农场……。我瘦小，消耗少，这也许是我能够幸免的原因。”走出大饥荒年代之后，谢老又于1966年被流放到新疆劳动，在那里度过了12年。到1979年2月右派头衔得到纠正，回北京，恢复公职。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于1988年退休.到这段时间为止，他已发表了许多作品。如与他人合著的《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译著《德国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他文章与翻译文章、校对文章等，散见于各种杂志。

　　不过最有名的当属他退休之后的一些著作，其中的代表就是《台湾法律丛书》。经历了30多年的变故，谢怀栻认为，假如中国大陆在解放后重续民法法典化的传统，那么，法律的同质性将拉近大陆和台湾的距离，不仅能促进两岸统一，而且是未雨绸缪，事先解决统一之后的法律适用问题。从谢老晚年的著述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大中华的民法梦想：随着中国的强盛和统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私法最终都会趋同归一，融化在大一统的民法典之中。因此他从1988年开始带领一些年轻的学者进行研究，主编了《台湾法律丛书》共10本，合著有其中的两本：《台湾民法总论》和《台湾亲属与继承法》。这一套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台湾的民商法律，并且就相关法律领域里两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全书不但仔细筹划，而且对内容也均一一仔细审阅，甚至整章节自己重新撰写。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骨干甚至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