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1949年期间，中国的法统传承发生了一个奇特的走向：随着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结束，中华民国的法统从大陆延伸到台湾；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全盘崩溃，中华民国的法统又退出大陆而局限于台湾一省。上海解放后，谢怀栻不再教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刚满三十岁的“旧法人员”，满怀喜悦地步入了“新社会”，坚信从此学有所用，报国正逢其时。然而，他不久就意识到：自己无法“与时俱进”。谢怀栻的意境与那条穿越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伦理之河是融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要尽忠报国，尽忠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幸的是，在他那个年代，“广开言路”已经成为一种“引蛇出洞”的诱杀谋略。于1949年底入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接受思想改造的教育。从1950年代开始，衡量“新社会”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准绳就已显露端倪：言语是否“紧跟”、思想是否“保持一致”，这成为在政治上划分先进与后进、朋友和敌人、左派和右派的分水岭。那些不能自我检索言论的人，也就“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注定成为整肃对象。正如他后来谈到自己是如何摆脱旧法思想时所说：“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件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件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如果仍旧要去钻那些”理论“，结果就会让自己钻了进去，爬不出来，仍旧陷在那里面了。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的，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原载《中国新法学研究院院刊》，1951年3月31日出版）。思想改造结束后，他于1951年留该院工作，随后该院改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在该校哲学教研室工作。

　　1951年至1958年，谢怀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这段时间他开始俄语学习，据他说：50年代初，他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的“联共（布）党史”，一本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对照“联共（布）党史”的中文翻译本，一段一段背，一本书精读之后，也就熟悉了一门语言。不久，谢老就开始翻译《俄罗斯民法典》。民法从欧陆国家传输到亚洲各国，在继受、翻译、解释过程中变异层出不穷，搞清一个民法概念的来龙去脉，语言障碍首当其冲，而他正是凭借终生不辍的努力，跨越了一般学人望而生畏的语言障碍。1957年他在整风运动中发言，提出：（1）我国应尽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无法可依，出现错案。（2）在政法干部教育中应加强法律业务教育，不能以政治运动代替业务教育。（3）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4）肃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应予纠正。同年，他因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谈话因此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于1958年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先是发配到天津的清河农场，后又转到北京各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