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上海解放那年，周枏就与同事结伴北上去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了。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周枏也从一个罗马法的泰斗变成“旧法人员”，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极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受到排挤，被放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就这样，周枏被流放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红卫兵来抄家时，周枏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有学者说“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其子周一煊后来成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病逝于西宁。周枏忍受着这一切。当时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枏的好友钱钟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单位收留而四处寻求生计。1979年后，相继应邀在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安徽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讲学。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的周枏在全国率先恢复试讲罗马法，并铅印提要，后经扩充整理为《罗马法提要》一书。同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编辑工作，发表了《罗马<十二表法>译评》等文章）。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参加进修班的中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在讲授中，周枏和同学们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罗马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遇到疑难问题，就查对资料，共同商榷，予以解决。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他对工作的执著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一分钱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在罗马法培训班结束时，同学们倡议将周枏讲课的录音和笔记分工整理出书，期能抛砖引玉。1987年，安徽大学将该稿报经审批，列入中国国家教委1988-199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定名为《罗马法原论》。（该书作为周枏一生学术的结晶，于199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2001年2月第3次印刷。）1991年起，他才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获“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如此一位法学大家，长年就居住在上海南昌路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后来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罗马法·中国法·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的国际研讨会上，《罗马法原论》被赠送给各国罗马法专家进行交流，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陈森编审撰写《周著<罗马法原论>评介》，朱学山教授撰写《<罗马法原论>给我们的启迪》等文都对《罗马法原论》给予肯定。退休后，周枏仍以八九十岁的高龄，撰写了《<十二表法>中“私犯”规定的研究》等文；还参加了《民商法词典》、《法学大辞典·罗马法分科》、《英汉法律词典》等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