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不仅世界正在变平，法律也在变平，虽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今天，法律依然由主权国家所制定，但是大量出现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实际上使得部分主权被上交。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的定义。然而，不难发现，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商业经济领域，“统治阶级”施展空间的余地似乎越来越小了。

　　2001年11月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日子。自此之后，中国需要遵守一揽子数量空前的法律义务。例如，中国必须逐步放宽进出口贸易权，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享有外贸的经营权。中国必须取消外商投资中的贸易平衡要求和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今天，中国已经按照时间表履行了上述承诺。那么，将来，WTO成员有没有权力自己单方修改这些承诺？或者出台和这些承诺不一致的法律文件？答案是否定的。要么重开谈判，要么退出WTO。否则将被其他成员国起诉到WTO。

　　WTO与其他国际机构不同之处，在于其拥有一个威力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被裁决违法，又拒不执行，WTO可以授权胜诉方予以报复。而这种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其他国际机构和公约所不拥有的，它们仍然依赖于成员国的善意履行，而不是报复的威胁。这种强大争端解决机制，也使得WTO可以笑傲江湖，成为执行最有效力的国际机构。

　　不过，即便没有报复的威胁，条约也应当遵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统计，到2005年，中国已经参加的多边条约已经多达267个。至于双边条约，数量更为可观，每年缔结的都以百计。条约究竟是应当在中国的法院直接适用，还是通过立法转化成国内法再适用呢？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居然在中国的法律上找不到准确的答案。不仅《宪法》没有规定，而且《立法法》对此也没有规定。仅有的一些规定散落在《民法通则》之类的部门法之中，让人无所适从。

　　在国际立法之外，法律移植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对各个国家而言，它们的法律正在变得愈发类似，法律部门也愈发齐全。而法律部门愈齐全，愈能够使得投资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遵守国际通行的准则，对在该国从事商业活动也就更有信心。近现代中国大规模的法律移植集中在清末民初和1978年之后。前者，以沈家本修订大清律例和民国政府的《六法全书》为代表，最终宣告了“诸法合一，民刑不分”的中华帝国传统法制形式上之终结。《六法全书》，得益于日德法学专家相佐，全面学习大陆法系，从立法技术而言，已臻于成熟。也有人考证，立法全书被宣布为“伪法统”而废除，纯属历史上一个大大的偶然。但是，无论如何，六法全书已经成为过去时。1978年之后的法律移植活动在另起炉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激荡三十年”之后，益发丰满。新时代的法律移植完全是自主进行，对大陆法和普通法，兼收并蓄，因此表现更为混合。国际金融法学界的大牛人，英国菲利普·伍德（Philip Wood）教授就把中国单列为新的法律区域，理由是中国虽然有具备大陆法系特征的《民法通则》，但是也有具备普通法特征的《信托法》（当然，此信托是否就是彼信托，还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