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法治、建设宪政国家再度成为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如果我们仅仅注重那些精妙的设计、漂亮的口号及规则语词，而不屑或不愿总结各个不同社会时期、社会阶层和社会区域所积累的相关经验，那预期的再度完全落空就不是危言耸听了。如果能够对此有所意识，也就不枉从故纸堆里重新翻检晚清弹劾军机案作旧事重提了。
【作者简介】
李启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注释】（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152页。
《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3～44页。
该文是这样介绍弹劾案的，“时湖南咨议局，以巡抚杨文鼎举办公债，未经交局议决，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据实奏陈，朝旨以该抚未交局议，系属疏漏。既经部议奉旨允准，仍照旧办理。资政院议员，以该抚侵权违法，不加处分，仅以‘疏漏’二字了之，因提出质问，要求军机大臣出席。军机大臣卒不至。院议复质问军机：对于内政外交，是否完全负责。军机大臣以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方可解决，现在无从答复。适云贵总督令盐斤加价，云南咨议局以未经局议，请院核办。院议以此举如为国家行政，应候中央法令。如为地方行政，应交局议决，具奏请旨。同时广西咨议局因高等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议案，与督抚异议，亦由资政院核办请旨。朝旨命盐政大臣及民政部议奏。资政院以本院议决上奏之案，乃交行政衙门覆核，是以行政机关蹂躏立法机关，实侵夺资政院权限，决议弹劾军机大臣。朝旨乃将前奏依议。院议以军机大臣反覆无责任，弹劾案仍不取消。即以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具折上奏，请将军机大臣必须担负责任之处，宣示天下。军机大臣奕劻等，亦奏请开去军机要差。朝旨以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全院大愤，决议继续上奏，奕劻复辞职，温旨慰留。上奏案以根据条件，起草员中彼此异议，卒不成立。”《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七号，第23～24页。
参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4～441页。韦著对于军机案的评价为：“资政院与清廷、立宪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如沸如羹，围绕着权力的明争暗斗，相当尖锐。但是他们又在一共同点上站在一起，即想要想尽办法以遏止革命的爆发。对于革命的极端恐惧和敌视，促使他们虽然互相唳骂不休，但决不会闹到决裂，因为他们都是乘坐在以保留君主政体作为航向的朽烂船只上，谁也不愿这艘破船沉没啊。”对弹劾军机案的过程研究比较深入的是台湾学者张朋园，他用十多页的篇幅登录了议员们在弹劾案中的发言，参张朋园：《立宪派与晚清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7～101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4页。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74页。
《资政院官制草案》，载《东方杂志》，第5卷第12期，临时增刊“宪政初议”，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第13744～13745页。
《御史徐定超请速设议院保护华侨以维人心弥民变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4页。
《设立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并会同军机大臣拟定院章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6页。
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1～62页。
《资政院章程》，载《大清宣统政纪实录》，第一册，第319～322页；又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30～637页。
将资政院和其他国家的议会进行比较，民国学者顾敦鍒将不同处归纳为三方面，其中之一为：凡在大国，未有行一院制，而以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联合组织之者，有之，则自前清资政院始。（顾敦鍒：《中国议会史》，台湾私立东海大学1962年，第37页）
《资政院总裁溥伦等奏资政院成立暨开会日期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5～646页。
清代学者赵翼针对军机处的设立，指出，“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值者多，虑漏泻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赵翼：《檐曝杂记》，卷1，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参考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3“办理军机处”。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号议场速记录》。
朗贝勒，即毓朗，字月华，号余痴，郡王溥煦之子，光宣之际历任内阁学士、步军统领、军咨府大臣、军机大臣，颇为摄政王载沣所倚重，被视为晚清亲贵中的佼佼者。其弟毓盈（字损之）在其所著的《述德笔记》中有篇文字《记余兄往资政院事》记述了毓朗到资政院的前因后果，虽有溢美之词，但大致与《速记录》相合。其中谈及毓朗对立宪的态度为：虽赞同，但反对速立，理由是当时中国“户口未备，学识未足”。甘簃（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里记载了毓朗会见国会请愿代表的一幕，“贝勒毓朗为军机时，见国会请愿团代表多留学生，怒曰：‘妖党。’人问之，蹙眉曰：‘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咱昔年渡东洋考察政治，适学生与蔡钧大起冲突；咱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含怒静待解决。向众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庄建平编：《清末民初政坛百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8～250、435页）。于此皆可见毓朗对立宪及新派人士成堆的资政院的复杂态度。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七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九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一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二号议场速记录》。
起因在于宣统二年三月湖南饥民因求抑米价，官兵惨杀激变，行政支出浩大。奉旨巡抚岑春萱开缺，杨文鼎接任湖南巡抚。参宣樊：《政治之因果关系论》，载《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年），第十二期。
《宪政编查馆等奏拟定各省咨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附清单》，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6页。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二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三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奏折原文见《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年），第十二期，第105～106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二册，第159页，蓝天书报合作社1943年。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三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五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六号议场速记录》。
姚光祖：《清末资政院之研究》，“国立”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年，第150页。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号议场速记录》。
李家驹对于两道谕旨的解释为，鉴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欧美日本等立宪国家有不同之处，故谕旨的处置不会完全相同，但军机处仍然明白“资政院究竟是独立机关，不能在此机关上再有一个议决机关，更不能以独立机关议决之后再交行政衙门议复，致与资政院院章不符。不过前天广西、云南两件事与盐政处、民政部现行章程原有关系，具奏时既未将全案声叙，所以上谕文内用‘察核’二字，是察核这两件事体与盐政处、民政部的章程是否相符，并非察核资政院议决之事非。”《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一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四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六号议场速记录》。
该硃谕原文为“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等奏才力竭蹶，无补时艰，恳恩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一折，披览均悉，该大臣等尽心辅弼朝廷，自能洞鉴。既属受恩深重，不应渎请。所请开去军机大臣等处，著不准行。”《政治官报》，第39册，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硃谕，第290页。
《政治官报》，第39册，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硃谕，第290页。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七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八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二十九号议场速记录》。
《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谕旨”，第一版。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之一反一覆》，载《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二版。
《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专电”，第二版。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一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二号议场速记录》。
《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专电”，第二版。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三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六号议场速记录》。
宣樊：《政治之因果关系论》，载《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年），第十二期。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三号议场速记录》。
当时有些来华的外国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一个旁听了资政院审查湖南公债案的会议之后即评论道，“资政院议员们表现了他们无上独立的精神及其尊严的权力感，此实使清廷及观察家大感惊奇。”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02页。
陶保霖：《论新内阁官制》，载氏著《惺存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4～30页。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1910年第18期。
宋教仁：《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1911年7月9日，载《宋教仁集》，上册，第255页。
毛泽东于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