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中国足协行使的是行政权力

　　《体育法》第29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第49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第50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这样，根据《体育法》的规定，作为足球运动的全国性协会，中国足协享有以下权力：第一，组织全国性的足球赛事；第二，决定足球运动员参赛资格；第三，对体育赛事中出现的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进行处罚。对中国足协的这些权力的来源，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论，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体育行业组织的自治权[8]，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权力。[9]但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中国足协行使的是公共管理的职权、属于行政权力，因此对这类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观点。

　　2.3.3 应用《反垄断法》中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定规制中国足协的行为

　　既然确定了中国足协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行使的是行政权力，那么假如中国足协在其对足球职业联赛进行组织、管理与市场开发的工作中实施了限制竞争的行为的话，就应根据《反垄断法》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定对其进行规制。从中国足协的实践来看，其实施的限制竞争的行为的表现形式多为制定强制性的章程或条例，要求其会员或足球俱乐部遵守，因此《反垄断法》第3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和第37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尤其具有针对性的意义。

　　另外，《反垄断法》第51条对实施行政垄断行为应付的法律责任也作出了规定，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意味着，当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被认定之后，受到处罚的应是中国足协及其主管人员，而不是作为实际的经营者的足球俱乐部。

　　3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分析

　　3.1 俱乐部迁移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前，各足球俱乐部一般都归所在省市的政府所有，由当地的体委管理，主场也基本上设在省会所在城市。职业化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迁出所在省份，甚至是迁往较为偏远的地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是非国有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足球领域，使得俱乐部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二是中国足球的整体环境恶化，不少俱乐部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窘迫，迁到以往足球运动欠发达的地区反而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三是一些城市迫切希望能够拥有一支高水平俱乐部来提升城市的形象，但苦于本地俱乐部水平不高因而向外地俱乐部伸出“橄榄枝”；四是一些大城市同时拥有几家俱乐部，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不利后果，有的俱乐部决定迁往其他地区。在这些迁移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原陕西国力俱乐部迁往哈尔滨和原上海国际俱乐部迁往西安。

　　自从国力队1996年竖起大旗以来，西安就成为闻名全国的“金牌球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队的比赛已少人问津。2005年国力队在陕西没能拉到赞助，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此时黑龙江企业却频频送出“秋波”，不仅买断国力2005赛季的冠名权，而且胸前、背后广告也有了买家。黑龙江体育局的负责人还多次随国力游说中国足协，希望将国力队的主场移到哈尔滨。[10]不久，中国足协同意了国力队迁移到哈尔滨的申请。

　　国际队在上海一度能和老牌的申花队相抗衡，但近年来随着足球市场的不景气，加上上海又拥有了第三支超级联赛球队上海中邦队（现上海联城队），国际队的日子已是举步维艰，一年门票收入才20万元人民币左右。因此2006年初，国际队决定迁往西安。目前国际队已经更名为“西安浐灞国际队”。

　　俱乐部迁移现象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美国职业体育联盟中较为常见，联盟通过对俱乐部的经营状况、迁移目标城市的市场规模和整个联盟的赢利前景进行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批准俱乐部的迁移。[11]而在体育的竞技与组织结构上更接近欧洲模式的中国也出现俱乐部迁移现象，笔者认为，这正表明尚处呀呀学语阶段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面临着“美国化”带来的挑战。但这两次迁移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得到了批准而未掀起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既没有欧洲足球联赛体制的传统积淀，又缺乏渗透在美国职业体育联盟企业化运作中的“联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