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法律没有也很难规定优先保护顺序，也没有通过抗辩事由的方式间接的进行限制，则其冲突的解决需要法官结合个案具体情形斟酌判断，适用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予以协调，而不能一概而论何者必然优位。

　　三、人肉搜索立法补全之探讨

　　1、隐私权独立于名誉权的立法保护

　　对于网络隐私权的定义，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于网络隐私权属性的不同认识上：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是一种财产权。第二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兼具无形财产权和人格权的双重属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仍然属于人格权的范畴。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网络隐私权与隐私权虽有不同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样都具有的人身依附性、不可转让或抛弃性、不可被非法剥夺的属性。

　　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没有对隐私权做出规定，这是立法的疏漏。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间接保护方法，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提供救济，这种模式并未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而是将隐私作为一般法益（民事利益）来保护。名誉权与隐私权在主体、客体、侵害方式、责任形式、免责事由和侵权动机等方面有明显区别，所以用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显然是不合适的。

　　隐私权立法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没有统一的隐私权制度。盘点我国相关法律，到目前为止真正正面体现隐私权保护的条文只有两个，一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二是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所以我国公民隐私权法律保护水平极低，这与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极不相称，这个局面还要期待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