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本文的分析也再一次说明，国外的学者将商人与商行为作为商法的两个基本概念，[61]既有很大的概括意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商法不能只有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还必须重视营业制度的存在与完善。商法价值的弘扬是实现商法现代化的关键，而商法价值体系是以营业安全和营业效率为工具价值，以营业自由为终极追求的有机系统。营业的实施是商法价值体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保障营业自由是商法的根本，唯此才能促进交易之便捷，维护交易之安全，进而在使商人获利的同时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可见，营业在构建商法的价值体系过程中，也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就制度规则意义来说，商人法和商行为法是商法制度的基本构成。但如上所述，营业制度连接着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其间存在着很难割断的联系。没有它，商人法律制度、商行为法律制度的健全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或者说，它们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营业制度与商人法律制度、商行为法律制度一样，对商法同样具有支柱意义。
【作者简介】
朱慈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参见陈樱琴：《公平交易法与经济政策》，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06页。
参见肖海军：《营业准入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1～83页；肖海军：“论营业权入宪——比较
宪法视野下的营业权”，《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
前注，莲井良宪等编书，第36页。
参见龙田节编：《商法略说》(中文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
参见前注，关俊彦书，第251页。
山下真弘：《营业让渡、受让的理论与实际》，日本信山社2001年版，第75页。
参见服部荣三、星川七一编：《商法总则·商行为法》，日本评论社1997年版，第47页。
参见前注，C·W·卡纳里斯书，第229页。
参见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1999年2月11日)。
同上注。
参见前注，伊夫·居荣书，第767～768页。
参见《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35条。
参见田边光政：《商法总则商行为法》，日本新世社1999年版，第154、156页。
前注，伊夫·居荣书，第774页。
参见王保树：《商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参见前注，伊夫·居荣书，第774～775页。
参见上柳克郎等编：《商法总则·商行为法》，日本有斐阁1982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