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的中文和求异的英语仿佛是语言的两极。中文是象形而表意的文字，英文是拟声而表音的语言。相对来说，中文强在它的直观和感性，而英文长在它的曲借和理性。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中文是归纳的、高度概括性的语言，其基本特征是求同；而英文是演绎的、注重细节化的语言，其基本特征是求异。

　　比如中文的“人”字，就表示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因为直立行走将上肢解放出来，使我们可以做更为复杂的活动。直观上，撇开毛发、肤色这些外表上的显著差别，这几乎是我们人类为数不多的共同的特征。现在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知道是否两脚直立行走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这一点并创造了“人”这个字。反过来看英文，用来表示人的词汇至少可以罗列如下：man、woman、people、person、guy、human、being，这些还不包括它们的复数形式。再比如毕加索画牛。据说毕加索画了一辈子的牛，他想怎样用最简单的方式把牛画出来，结果他画出的“牛”活脱脱就是一个汉字的“牛”。当然毕加索事先是根本不懂汉字的。我们使用的许多汉字，像人、男、女、牛、羊、虎等，都是简洁而完美的典型。这些字几经历史的演变几乎发展到了极致，因而几乎是无法改动、无法变革、无法创新、无法继续发展的。所以在西方有中国文化过于早熟（premature）或者发达得过了头（overdeveloped）的说法。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在11世纪的宋朝达到了颠峰，其后的历史则主要是一个向下的历史。同时，这也给我们中国人不善于创新、习惯于墨守成规提供了另外一种注脚。因为，当我们坐拥祖先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守它、传承它，使它不至于灭失，而不要去进行意味着变革和扬弃的创新。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文明的发展也类似于股票交易，一路上升发展到顶点无路可走就只有调头向下。反过来，与中文的求同内敛不同，英文是求异而发散式的。每个事、物、行为、动作几乎都有独特的、具体的、不相关联的词汇来对应，像“门半开着”这样一个状态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汇“ajar”来表示。这就注定了英文必有庞大的词汇，让我们这些没有语境作背景的外国人学习起来苦不堪言。

　　中文是古老的语言，从甲骨文算起，也至少有3800年历史。相较于中文来讲，英文是年轻得多的语言。包括古代英语在内，大概1700年的历史，而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几乎完全不同，现代英语的历史不过区区几百年。英文这种思维方式的语言要是没有像纸和印刷术这样低成本的媒介，它的传播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用几个字母的组合就代表某一个特定的含义，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体人民之间进行了一个特别的约定，没有低成本的媒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鄙人私下里的研究发现，现代英语发展的历史与纸张和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历史大致相吻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培根，都大肆赞扬四大发明在发展和传播现代西方文明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使得知识的世俗化和普及化成为可能；没有指南针和火药，就不会有大航海和全球殖民。可以说，没有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欧洲人就很难走出号称“黑暗世纪（Dark Age）”的中世纪，就不会有文艺复兴和现代西方文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古老中国的东方文明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