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母权利不同。
准用益物权与一般的用益物权都是他物权，他物权必然产生于自物权，而该自物权即为产生他物权的母权利。
（1）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在中国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2）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具有限定性。
只有在特定的所有权之上才能产生准用益物权。因为准用益物权是针对具体的权利对象的，只有在这些特定的对象上才能设定准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则是只要是他人之物，依法可设定用益物权者，即可设定用益物权，主体的特定性并不明显，且对象广泛，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
4. 所负担的义务不同。
准用益物权除了负担用益物权所应承担的私法上的义务之外，还承担许多公法上的义务。公法义务表现为：
（1）对所有权人所负的义务。
即不得随意改变资源的用途，缴纳资源使用费和使用费；
（2）对社会所负的义务。
即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见，准用益物权所负担的义务，不仅有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更有大量的积极的作为义务。而用益物权往往无此特别的要求，虽然现代民法要求用益物权也承担各种义务，但此义务多为针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或对不特定人的不作为义务。
5. 权利的行使不同。
（1）准用益物权一般不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而用益物权则反之。
准用益物权可以分为目的性权利与手段性权利，前者是为直接支配，使用权利客体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如海域使用权；后者是为获取权利客体所设定的权利，该权利是取得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手段，如渔业权。因而，在手段性的准用益物权中，并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占有标的物往往是权利行使的结果而非条件。
（2）权利的转让不同。
首先，准用益物权的转让往往受到许多限制。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而且转让的条件是有限制的，甚至根据现行的许多法规，有些准用益物权根本不允许转让。
其次，用益物权的转让相对自由，程序也相对简便。
在我国，海域使用权和矿业权可以有限地转让。但《渔业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总之，在准用益物权的行使过程中，其受到的限制远远多于用益物权，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利，不但行政干预色彩浓厚，权利行使过程中所负担的义务相对也较多。
三、准用益物权的法律效力
准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的效力相比，有其特殊性。自罗马法以来，为确保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作为物权人保护其权利的具体手段，各国法律均赋予了物权的效力。民法上向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之说。依通说，物权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由于准用益物权毕竟是“准”物权，而非典型物权，且针对我国实践中轻视对准用益物权人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对比用益物权的效力，对准用益物权的效力作一阐述[11]。
